从1949年夏到今天，章开沅先生在华师辛勤耕耘六十五年。教书育人，培育出学生无数；学术研究，有文字著述等身。我自从1980年追随先生左右，迄今也有三十四年。时间到哪里去了？时间曾在我们的把握中，而以后将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陆续出版的章先生的专著和论文，将达数百万字。字字句句，都是先生以心血铸成。然而除此以外，章先生还曾经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带领和指导我们完成了多项课题。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章先生的敏锐眼光，严谨的科学精神，不计名利的长者风范，深刻地影响着每个课题组成员，有效地促成了我们的成长和成熟，而且这些项目的最终成果，无论是论著、史著还是资料编纂，都成了当之无愧的精品，因其富有学术价值而能流传后世。这里仅对我自己参加过的三个大项目的工作情形略作回忆。
第一个项目是“现代化或曰近代化研究”。起念在80年代中期，此时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中译本已出现几年，但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还未出中译本，而台湾已出版几本以省区为单位的近代化研究成果。章先生认为应该另辟蹊径，以全国为背景，但按部门、行业和群体，从社会和人的角度来深入研究中国的早期现代化问题，并且贯穿中外比较的线索，这种创意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消息传出之后，即有湖南、浙江两家出版社派人参与讨论，并且约稿。初步讨论的结果，是先写出一套“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作为综合研究之前的“热身”预演。
“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在1988-89年出版。丛书中有探讨“西学”和“西俗”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的，有从民族解放运动的形态比较印度和中国的近代政治进程的，有从文化和民族性格比较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得失的，但最有影响的是章先生写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探析》。章先生在该书中针对当时西方中心主义者强调近代化或现代化即是西化，因而其必然与发展中国家的固有传统文化断裂，和称东亚四小龙为“儒学+资本主义”模式，因而肯定东方传统文化有助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两种对立之论，提出中国及东方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同化”。章先生通过对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中的离异与回归两种趋向的探讨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离异与回归都需要适度。或许可以这样表述：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章先生的“离异与回归”论一经提出，即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不认同者有之，但是是少数，且只见于口舌；认同者是多数，而且行诸文字，一时运用“离异与回归”模式写的文章不在少数。
大约在1988或1989年，我们以此为题申报国家“十五”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顺利获准立项。章先生随即召集部分已毕业离校和留校工作的弟子，讨论分工，根据我们的兴趣和已有基础，安排大家分头从宏观概括与理论分析，资产阶级的客观作用，工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政治理念与体制的变化，城市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传承与传播方式的进化，中外关系格局与外交，军事路线与国内战争等方面进行研究，写出初稿后交流讨论。1990年秋章先生出国之前，特地安排时间召集课题组成员开会，作为大事托付。在国外期间，章先生虽一直忙于讲学、寻访史料，和进行中国教会大学、贝德士和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研究，但同时始终在关注和指导前述课题的进行。那时还没有普及网络和电子邮件，往返联络只能依靠手写书信，章先生为了完成该项课题，看了我们很多的手写书稿，写下了不少书信文字。
1992年全书以《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为名并定稿时，章先生正旅居美国圣迭哥，他为此书写了长篇序言，郑重声明此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又同“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的总序一样，谦称这项最终成果仍是“引玉之砖”。但客观地说，没有章先生的气魄和眼光，没有章先生的布局谋篇，没有章先生的学术号召力和人格魅力，这样国内第一本着眼全局，而又分门别类，并加以中外比较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开山之作，是难以完成的。
《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在199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被很多高校历史系选为本科或研究生的必读书。1995年获评华东地区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1999年，中宣部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从已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一千多个项目的成果中，评选出一百种为优秀成果，在人民大会堂由胡锦涛同志主持颁奖。在主席台边陈列的获奖作品中，与众多名人大家的印刷包装精美的煌煌巨著相比，篇幅仅仅六十七万字且为简装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确不那么起眼，但考虑到1990年代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之难，和全国性的文科成果评奖之少，获奖成果等于要过两关，而且那次评奖中，全国三十个省（区）和直辖市中有三分之一的省（区）市一无所获，获奖总数名列第三的湖北省也只有5项等等背景，就应该承认，不是章先生主持这项工作，就不可能有如此影响。
第二个项目是《湖北通史》。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已有三五个省份率先推出了本省的通史。1994年章先生归国不久，华师出版社与章先生商量，能否由章先生领头写出一套多卷本《湖北通史》，章先生欣然应允。随后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以此立项。湖北大学的田子渝教授又通过当时健在的原武汉市委书记刘惠农，把我写的申请经费支持的报告面交省委书记蒋祝平。蒋祝平书记批示支持，我又拿了这个批示跑省财政厅和教育厅，终于争取到少量拨款。需要指出的是，蒋祝平书记因为兼任辛亥革命研究会的理事长，和章先生也是熟识的，但章先生从来没有对他开口要钱。章先生还对我说，“要写好《湖北通史》，才对得起湖北这方土地和湖北人民。有经费要写，没经费也要写”。
由于章先生的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众多长期供职于武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表示愿意共襄盛举。章先生综合考虑各人的学术专长和所能支配的时间，顺利地组织起十来人的精干团队，开始讨论全书架构和人员分工。团队中有当时已年过七旬的王瑞明先生（专长是宋元史），年过六旬的张正明先生（专长是楚史），更多的则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学者。当时戴绪恭教授则从学校党委书记任上下来，章先生还考虑让他承担《湖北通史》中的“民国卷”，藉此回归学术生涯。但戴因妻子已患重病而作罢。
在撰写《湖北通史》的指导思想上，章先生反复强调，一是在时间维度上要上下贯通，数千年的历史不能间断，各卷和各朝代或时段之间，应既分划又衔接，不留空白，亦不出现重复和矛盾，气势一贯，风格接近，且各卷作者在历史总体的把握上有相对一致的史识。二是空间维度上要横向沟通，关注湖北这个局部与中国和世界这个整体的互动关系，对于整体决定或制约局部，或者反过来局部影响整体，当取客观求实的态度。三是建立“大史学”观念，不能仅写成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史，也不能仅写成经济或生产的发展史，而应该包括地理环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种族和民族融合、中外交流等各个方面，但又不是各个方面的拼接杂陈，而是要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来思考和表达。四是抓住要领，既不能取精微而遗广大，亦不能只写大政、大战、大事、大人物而忽视其它。五是写出特色。写出特色不是仅仅通过以湖北历史的各个方面为主要再现对象就可以实现，关键在于通过对长时段、多层面的研究，发掘湖北社会发展演进的特征、速度、方式和方向，发掘出生活在该地域的人群的文化精神。所以通史虽以记叙为主，但不能缺少哲学思维和深层次的理论思考。
通过三年多的努力，八卷本的《湖北通史》在1999年面世，在新世纪初获评湖北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由于该书具有宏大系统的思想架构，丰富的史料和精辟的理论分析，不仅对湖北历史时期的实况与进程作了清晰的再现，提炼了湖北丰富的独特传统和地域文化精神，而且应该能使整体的中国通史更饱满、丰富和多样，因此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得到湖北广大读者的喜欢。该书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地区的文化精品工程之一，所以最近出版社和湖北新闻出版局有对该书作修订和增补出版的动议。
第三个项目是《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这更是章先生几十年的心结所在。章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辛亥革命的时候，苦于看不到多少有价值的原始文献资料，得益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前辈汪诒荪教授把他在抗战期间艰难抄录的许多辛亥当事人的著述文稿借给章先生阅读转抄，使章先生的研究工作得以起步。1957年柴德赓诸先生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卷出版，当时更成为章先生等年轻一代辛亥革命研究者最新的必备的重要参考书籍。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和各种文献资料的深入发掘与编辑出版，原有的资料结集就逐步显现出某种不足和缺憾，故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活动中，中华书局的李侃、陈铮诸先生即邀约京、沪、湘、粤、鄂等地的龚书铎、汤志钧、林增平、张磊和章先生共同收集、整理、编辑《辛亥革命资料续编》，初步计划也是八卷，由章先生主持。
大约在1983年或1984年，李一氓先生主持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给章先生拨来8000元经费，收集资料的队伍略有扩大，辽宁的关捷先生，浙江的胡国枢先生，云南的谢本书先生陆续加入。我也在当地利用章先生个人积累的资料和日本学者赠送的零星资料，开始整理和翻译，还带了研究生和本科四年级同学在校图书馆、武汉大学、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图书馆查找和抄录。李一氓先生拨来的几千元钱，就主要分给湖南、辽宁、上海和浙江的几位先生安排使用，我们自己除了付给图书馆和学生的抄写费之外，再无别项开支。
为了弥补国内辛亥革命研究中对国外史料运用的不足，章先生特别重视发掘外部资源。而国外学者出于对章先生所主持工作的支持，也慷慨无私地施以援手。最突出者如日本的久保田文次教授，亲自动手挑选、复印了日本外务省藏“日本外交文书”中的“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装订为十九大册寄来。美国的史扶邻教授以他精心搜寻的英国外交文献相赠。法国的白吉尔教授亲自到法国国家档案馆查阅陆军部与外交部卷帙浩繁的相关文献，还专门安排一位博士候选人协助挑选和负责复印。考虑到运费高昂和海关检查可能造成的文献错乱，白吉尔教授把两大纸箱的复印资料由中国驻法大使馆运到北京，北京方面又托武汉钢铁公司一位赴京开会的经理带回武汉。当我坐了出租车从武钢那位经理手中取回两大纸箱复印资料，回校交给章先生时，章先生感叹这些友好的外国学者“真是一诺千金呵”。
英法文资料得到之后，章先生立即组织人着手翻译，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先后在近代史所攻读博士学位的莫世祥、桑兵、韩明、马敏、张富强参加了英文资料翻译；乐正和章先生的私淑弟子李莉与武大法语系的老师承担了法文资料的翻译和初校，章先生指导了对近百万字的两本英法文资料译校的全过程，并审阅定稿。大约在1990年以前，除日文资料尚有不足外，全书的主体材料均已大体齐备。但是当时由于中华书局的出版任务过于繁重，而且因人事变动造成选题思路的若干变化，“辛亥革命资料续编”迟迟未列入出版计划，因而北京、上海、湖南同仁所已编成的资料，在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以别的专题名义或者有关单行本，在其他出版社分别出版，事情就耽搁下来。造成这一“胡子工程”的情形，本来是外在因素而非章先生的责任，而且该项目又不是什么国家和省部级的课题，不存在违约失信的压力，但章先生出于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态度，却“心急如焚”。
好在辛亥革命资料确如一座富矿，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发现一直在增加，仅章先生的工作室里就收藏着各地朋友赠送和他长年收集所得的两大书柜。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湖北新闻出版局和湖北人民出版社答允接手中华书局的未竟之业，章先生安排严昌洪教授和我继续完成这项工程。时逢2003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我们的工作刚好被纳入其中的资料编纂基础系列。日文资料的挑选和翻译工作量太大，时任武汉大学日语系系主任李国胜教授安排了四五位教师作初步翻译，再经当时在我校工作的外籍教师加藤实和我校对、定稿。又经过两年的紧张工作，八卷本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终于在2006年面世。章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即此粗完平生事，会须长伴五山灵’，这是张謇晚年的自我心灵写照。我没有成就张謇那样宏大的事业，却有张謇类似的心情。看看那空空荡荡的书柜，又看看这印刷精美的八卷新书，内心也多少感到一些自我安慰。”
这套书也获得了湖北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但章先生照例对获奖之类的荣誉淡然视之，而使他感到欣慰的是，能把来之不易的，仅能供自己和少数人利用的资料公之于世，让更多的研究者得以利用，推进我国的学术事业。果然，从2006年该书出版，到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及其之后，不少国内外学者乃至学生的论文和专著都运用过这套资料。
在形成和完成上述项目的过程中，章先生远大的学术目标，敏锐而又开阔的学术视野，高度的负责精神和从不松懈的坚守，还有他无远弗届的感召力，既是最终能使工作圆满完成的保证，也让参与者从思想上受到洗礼，在治学水平上得到提升。令人扼腕的是，近几年来在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所谓课题的立项，经费的配置与使用，科学研究的诚实与规范，工作绩效的考核，报酬和荣誉的安排等等，成为内部诟病和社会关注的问题，甚至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此中最恶劣的，是利用权位与关系，取得项目和资金后，还制定规章，捞取“配套资金”或自我“奖励”。采取不正当的手法“洗钱”，或者大手大脚地“烧钱”，然后名利归己，劳苦归人，最终拿出一些不三不四的山寨版的所谓成果交差。欺世盗名，不仅败坏了学术风气，团队成员也离心离德，甚至反目成仇。将章先生的所作所为与这些人对比，两者相去何异霄壤？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章先生主持的上述三个项目花了多少钱？又是如何使用的？我对此有清晰的记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获中华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早年的名称）立项，经费也只有三万元，参加课题者（包括六七本丛书作者和最终成果的作者）超过20人，都是省着使用，最后还留下一万元购书。《湖北通史》获省社科经费一万二千元，用于先后三次小型会议；蒋祝平书记批示拨款八万元，八卷书每卷安排一万元。《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最先得到李一氓先生支持八千元，用于湖南、辽宁、上海和武汉等地的资料收集和抄写；列入清史工程后获得十万元资助，日、英、法三卷外文的翻译、校对和审稿花去大部分。特别要说明的是，章先生从未掌管也极少使用这三个项目的经费，在新加坡等地复制的大量报刊缩微胶卷都是他省吃俭用自行支付，并交资料室保管。他对我们高度信任，而我们也没有辜负章先生之托，用这少量的钱，完成了这样几件大事。
当然，章先生主持和指导的大课题不止上述我曾参与的这三项，早先有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著名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近期有即将完成的有清史主体工程中的“清末十年通纪”，以及工程浩大的《荆楚全书》的指导，还有章先生一直考虑推动的“贝德士研究”。深信新一辈学有专长而又年富力强的同道能在章先生的带领下完美地做成。
由此自然回到章先生称为“自我革命”的请辞资深教授之事。章先生的这种“放下”，不仅是一种智慧与豁达，更是一种以身作则的无私奉献，因为他“放下”的是职务和待遇，而这正是俗世中人孜孜以求的名利所在，章先生的华丽转身正显现了他的高风亮节。但是正如“无为无不为”一样，“放下放不下”也如影随形，章先生自己也表示“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有书稿要编，有文章要写，有学术研究要做”。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硕学鸿儒类能鞠躬尽瘁，就在于他们放不下责任和良知。再说放下与否也不是贤哲们单方面的自择，作为学生和晚辈，还有生生不息的来者，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也永远不会放下他们心中的师表。前贤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把自己的退居之所命名为“后乐园”。章先生两袖清风，不治产业，那么，景物宜人的桂子山，就权当作章先生的“后乐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