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勸學篇》（外篇）
外篇
益智第一
自強生於力，力生於智，智生於學。孔子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未有不明而能強者也。”人力不能敵虎豹，然而能禽之者，智也；人力不能禦大水墮高山，然而能阻之開之者，智也。豈西人智而華人愚哉？歐洲之為國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鈞力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強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爭勝爭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後，來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三十年內進境尤速。如家處通衢，不問而多知；學有畏友，不勞而多益。中華春秋，戰國、三國之際，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後，儽然獨處於東方，所與鄰者類皆陬澨蠻夷、沙漠蕃部，其治術、學術無有勝於中國者。惟是循其舊法隨時修飭，守其舊學不逾範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迨去古益遠，舊弊日滋，而舊法、舊學之精意漸失，今日五洲大通，於是相形而見絀矣。假使西國強盛開通，適當我聖祖、高宗之朝，其時朝廷恢豁大度不欺遠人，遠識雄略不囿迂論，而人才眾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問、遠遊就學，不惟采其法、師其長，且可引為外懼，藉以儆我中國之泄遝，戢我中國之盈侈，則庶政、百能未必不駕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時西國國勢愈強，中國人才愈陋，雖被巨創，罕有儆悟，又有發匪之亂，益不暇及。林文忠嘗譯《四洲志》《萬國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終；曾文正嘗遣學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壽；文文忠創同文館，遣駐使，編西學各書矣，然孤立而無助，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不惟不信不學，且詬病焉。一儆於臺灣生番，再儆於琉球，三儆于伊犁，四儆於朝鮮，五儆于越南、緬甸，六儆於日本，禍機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驕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謂之何哉！夫政刑兵食，國勢邦交，士之智也；種宜土化，農具糞料，農之智也；機器之用，物化之學，工之智也；訪新地，創新貨，察人國之好惡，較各國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營壘，測繪工程，兵之智也。此教養富強之實政也，非所謂奇技淫巧也，華人于此數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殫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憂，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損權，得粗遺精，將冥冥之中，舉中國之民已盡為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則其究必歸於吞噬而後快。是故智以救亡、學以益智、士以導農工商兵。士不智，農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學不講，工藝之學不得而行也。大抵國之智者，勢雖弱，敵不能滅其國；民之智者，國雖危，人不能殘其種。印度屬於英，浩罕、哈薩克屬於俄，阿非利加分屬於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國先屬於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屬於西班牙，以不盡愚而複振。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虛驕，妄之門也；僥倖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為牛馬土芥而已矣。
愚民辨
三年以來，外強中弱之形大箸，海濱人士稍稍閱《萬國公報》，讀滬局譯書，接西國教士，漸有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則歸咎於中國歷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謬矣。《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李斯、韓非之學，暴秦之政也，于歷代何與焉。漢求遺書，尊六經，設博士，舉賢良，求茂才異等，絕國使才，非愚民也。唐設科目多至五十餘，宋廣立學校，並設武學。明洪武三年開科，經義以外兼考書、算、騎、射、律，［《明太祖實錄》，《日知錄》引］非愚民也。自隋以詞章取士，沿襲至今，此不過為薦舉公私無憑，詞章考校有據耳，謂立法未善則可，謂之愚民則誣。至我朝列聖殷殷以覺世牖民為念，刊佈《數理精蘊》、《曆象考成》、《儀象考成》，教天算西學也；遣使測經緯度，繪天下地圖，教地輿西學也；刊佈《授時通考》，教農學也；纂《七經義疏》，刊佈十三經、二十四史、九通，開四庫館修書，分藏大江南北，縱人入讀，教經史百家之學也；同治軍務敉平以後，內外開同交方言館，教譯也；設製造局，教械也；設船政衙門，教船也；屢遣學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學公法、礦學、水師、陸師、炮臺、鐵路也，總署編刊公法、格致、化學諸書，滬局譯刊西書七十餘種，教各種西學也。且同文館三年有優保，出洋隨員三年有優保，學堂學生有保獎，遊歷有厚資，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無如陋儒俗吏動以新學為詬病，相戒不學，故譯書不廣，學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學，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學者負朝廷耳。且即以舊制三場之法言之，雖不能兼西學，固足以通中學，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竊，非盡法之弊也。果能經義、策問事事博通，其於經濟大端、百家學術必能貫徹，任以政事必能有為，且必能通達事變，決不至於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書而不讀，家有師而不親，過庭、入塾惟務欺飾，及至頹廢貧困，乃怨懟其父母，豈不悖哉？大率近日風氣，其贊羨西學者自視中國朝政、民風無一是處，殆不足比於人數，自視其高、曾、祖、父亦無不可鄙賤者，甚且歸咎於數千年以前歷代帝王無一善政，歷代將相、師儒無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國有何學，西國有何政也？
遊學第二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說也。遊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嘗見古之遊歷者矣。晉文公在外十九年，遍曆諸侯，歸國而霸；趙武靈王微服游秦，歸國而強。春秋、戰國最尚遊學，賢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吳起、樂羊子，皆以遊學聞，其餘策士、雜家不能悉舉。後世英主、名臣如漢光武學于長安，昭烈周旋于鄭康成、陳元方，明孫承宗未達之先周曆邊塞，袁崇煥為京官之日潛到遼東，此往事明效也。請論今事：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國之不強，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為工役十餘年，盡得其水師輪機駕駛之法，並學其各廠製造，歸國之後，諸事丕變，今日遂為四海第一大國。不特此也，暹羅久為法國涎伺，於光緒二十年與法有釁，行將吞併矣，暹王感憤，國內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遊英國，學水師，去年暹王遊歐洲，駕火船出紅海來迎者即其學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暹羅遂以不亡。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
一、路近省費，可多遣；
一、去華近，易考察；
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
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謂昔嘗遣幼童赴美學習矣，何以無效？曰：失之幼也。又嘗遣學生赴英、法、德學水陸師各藝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監督不措意，又無出身明文也。又嘗派京員遊歷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選也。雖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備時用者矣，若因噎廢食之談、豚蹄篝車之望，此乃禍人家國之邪說，勿聽可也。嘗考孟子所論聖賢帝王將相歷險難、成功業，其要歸不過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於憂患”而已。夫受侮而不恥，蹙國而不懼，是不動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以效法人為恥，是不忍也；習常蹈故，一唱百和，憚於改作，官無一知，士無一長，工無一技。外不遠遊，內不立學，是不增益所不能也；無心、無性、無能，是將死於憂患矣。何生之足雲！
設學第三
今年特科之詔下，士氣勃然，濯磨興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當之無愧，上副聖心者蓋不多覯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籌辦學堂，為日未久，經費未集，興辦者無多。夫學堂未設，養之無素，而求之於倉卒，猶不樹林木而望隆棟，不作陂池而望巨魚也。遊學外洋之舉所費既巨，則人不能甚多，且必學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遣出洋，則見功速而無弊，是非天下廣設學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縣皆宜有學，京師、省會為大學堂，道府為中學堂，州縣為小學堂，中小學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府縣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學，縣能設中學尤善。小學堂習四書，通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之大略，算數，繪圖，格致之粗淺者。中學堂各事較小學堂加深，而益以習五經，習《通鑒》，習政治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大學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學堂以萬數，國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書院改為之，學堂所習，皆在詔書科目之內，是書院即學堂也，安用駢枝為？或曰，府縣書院經費甚薄，屋宇甚狹，小縣尤陋，甚者無之，豈足以養師生、購書器？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款改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為之。然數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觀改為之，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餘區，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佈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若得儒風振起，中華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什之七以改學堂，留什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為學堂之田產，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產所值，奏明朝廷旌獎，僧道不願獎者，移獎其親族以官職。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以此為基，然後勸紳富捐貲以增廣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會昌五年皆嘗廢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稅其丁、廢其法，或為抑釋以伸老，私也；今為本縣育才，又有旌獎，公也。若各省薦紳先生以興起其鄉學堂為急者，當體察本縣寺觀情形，聯名上請於朝，詔旨宜無不允也。
其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藝之醫最于兵事有益，習武備者必宜講求。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中學堂先政而後藝。西藝必專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數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學算須心力銳者，學圖須目力好者，學格致、化學、製造須質性穎敏者，學方言須口齒清便者，學體操須氣體精壯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減，功課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見已深，難於虛受，不惟見功遲緩，且恐終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課時文，新學既可以應科目，且與時文無異矣。況既習經書，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學，亦必于時文有益。諸生自可于家習之，何勞學堂講授以分其才思，奪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語類》卷一百九］諒哉言乎。一曰不令爭利，外國大小學堂皆須納金於堂，以為火食、束脩之費，從無給以膏火者。中國書院積習，誤以為救濟寒士之地，往往專為膏火獎賞而來。本意既差，動輒計較輜銖，忿爭攻訐，頹廢無志，紊亂學規，剽襲冒名，大雅掃地矣。今縱不能遽從西法，亦宜酌改舊規，堂備火食，不令納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國學積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數多者酌予獎賞，數年之後人知其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學益廣，才益多矣。一曰師不苛求，初設之年，斷無千萬明師，近年西學諸書滬上刊行甚多，分門別類，政、藝要領，大段已詳，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學堂矣；兩年之後，省會學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學堂矣。大學堂初設之年，所造亦淺，每一省訪求數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後新書大出，師範愈多，大學堂亦豈患無師哉？若書院猝不能多設，則有志之士當自立學會，互相切磋，文人舊俗，凡舉業、楷書、放生、惜字、賦詩、飲酒、圍棋、葉戲，動輒有會，何獨於關係身世安危之學而緩之？古人牧豕都養，尚可聽講通經，豈必橫舍千間，載書兼兩而後為學哉？始則二三，漸至什伯，精誠所感，必有應之於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魯以不悅學而亡，越勾踐以十年教訓而興，國家之興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學制第四
外洋各國學校之制，有專門之學，有公共之學。專門之學極深研幾，發古人所未發，能今人所不能，畢生莫殫，子孫莫究，此無限制者也；公共之學所讀有定書，所習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課有定程，學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學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獨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資性敏者同為一班，資性鈍者同為一班，有間斷遲誤者附其後班，生徒有同功，師長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無事無圖，無堂無算，師無不講之書，徒無不解之義，師以已習之書為教則師不勞，徒以能解之事為學則徒不苦，問其入何學堂，而知其所習何門也；問其在學堂幾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將吏，四民百藝，其學無不皆同。小學堂之書較淺，事較少，如天文、地質、繪圖、算學、格致、方言、體操之類，具體而微。中學堂書較深，事較多，如小學堂地圖則極略，僅具疆域山水大勢，又進則有府縣詳細山水，又進則有鐵路、電線、礦山、教堂，餘書仿此。方言則兼各國，算學則講代數、對數，於是化學、醫術、政治以次而及，餘事仿此。大學堂又有加焉。小學、中學、大學又各分為兩三等，期滿以後，考其等第，給予執照。國家欲用人才，則取之于學堂，驗其學堂之憑據，則知其任何官職而授之，是以官無不習之事，士無無用之學。其學堂所讀之書則由師儒纂之，學部定之，頒于國中，數年之後或應增減訂正，則隨時修改之。其學堂之費率皆出地方紳富之捐集，而國家略發官款以補助之，入學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須納金若干，以為飲食束脩之費，貧家少納，富家多納。其官紳所籌學堂之費，專為建堂延師，購書制器之用，不為學生膏獎。［亦有義學，以教極貧子弟，學生出貲甚微，然義學甚少，所教極淺］來學者既已出費，則必欲有所得而後歸，學成之後，仕宦、工商各有生計，自無凍餒。此以教為養之法也。是以一國之內嘗有小學數萬區，中學數千，大學百數，由費不仰給於官，亦不盡仰給於紳故也，其善有三，出貲來學則不惰，志不在利則無爭，官不多費則學廣。蘇子瞻沮新法學校之說曰：“必將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如西法所為，可無多費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學校之誤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如西法所為，可無變為學究之患矣。凡東西洋各國立學之法，用人之法，小異而大同，吾將以為學式。
廣譯第五
十年以來，各省學堂嘗延西人為教習矣，然有二弊。師生言語不通，恃翻譯為樞紐，譯者學多淺陋，或僅習其語而不能通其學，傳達失真，豪厘千里，其不解者則以意刪減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譯者善矣，而洋教習所授，每日不過兩三時，所教不過一兩事，西人積習，往往故作遲緩，不盡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減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師不憚勞，而一西人之學能有幾何，一西師之費已為鉅款。以故學堂雖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謂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學不能精，後一弊學不能多，至機器製造局廠用西人為工師，華匠不通洋文，僅憑一二翻譯者，其弊亦同。嘗考三代即講譯學，《周書》有舌人，《周禮》有象胥、誦訓，揚雄錄別國方言，朱酺譯西南夷樂歌，於謹兼通數國言語，《隋志》有國語雜文、鮮卑號令、婆羅門書、扶南胡書、外國書，近人若邵陽魏源于道光之季譯外國各書、各新聞報為《海國圖志》，是為中國知西政之始。南海馮焌光于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時，創設方言館，譯西書數十種，是為中國知西學之始。跡其先幾遠蹠，洵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若能明習中學而兼通西文，則有洋教習者，師生對語，不惟無誤，且易啟發。無洋教習者以書為師，隨性所近，博學無方，況中國照會、條約、合同，華洋文義不盡符合，動為所欺，貽害無底。吾見西人善華語華文者甚多，而華人通西語西文者甚少，是以雖面談久處而不能得其情，其於交涉之際失機誤事者多矣。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惟是翻譯之學有深淺，其僅能市井應酬語，略識帳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淺顯公牘、書信，能識名物者為下等；能譯專門學問之書，［如所習天文、礦學，則只能譯天文、礦學書］非所習者不能譯也，為中等；能譯各門學問之書，及重要公牘、律法深意者為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後譯材眾多而後用之，且譯學雖深，而其志趣才識固未可知；又未列於仕宦，是仍無與于救時之急務也。是惟多譯西國有用之書，以教不習西文之人，凡在位之達官，腹省之寒士，深于中學之耆儒，略通華文之工商，無論老壯，皆得取而讀之，采而行之矣。譯書之法有三：
一、各省多設譯書局，
一、出使大臣訪其國之要書而選譯之，
一、上海有力書賈、好事文人，廣譯西書出售，銷流必廣，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為貧士治生之計，而隱有開物成務之功，其利益與石印場屋書等，其功德比刻善書則過之。惟字須略大，若石印書之密行細字，則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讀，即不能多銷也。今日急欲開發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煩暇少，豈能挑燈細讀？譯洋報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聾瞽。”吾請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謂之聾瞽。夫不通西語，不識西文，不譯西書，人勝我而不信，人謀我而不聞，人規我而不納，人吞我而不知，人殘我而不見，非聾瞽而何哉？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為少年未仕者計也；譯西書者，功近而效速，為中年已仕者計也。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
閱報第六
李翰稱《通典》之善曰：“不出戶、知天下，罕更事、知世變，未從政、達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諱］斯言也，殆為今日中西各報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語曰：寡交遊、得切磋。外國報館林立，一國多至萬餘家。有官報，有民報。官報宣國是，民報達民情。凡國政之得失、各國之交涉、工藝商務之盛衰、軍械戰船之多少、學術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國之內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語。中國自林文忠公督廣時，始求得外國新聞紙而讀之，遂知洋情，以後更無有繼之者。上海報館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載多市井猥屑之事，於洋報采摭甚略，亦無要語。上海道月有譯出西國近事，呈于總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兩月以前之事，觸時忌者輒削之不書，故有與無等。乙未以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衍於各省，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可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酖毒，破捫龠之瞽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煙霧之儒，始知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方今外侮日亟，事變日多，軍國大計、執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國洋報早已播諸五洲，不惟中國之政事也，並東西洋各國之愛惡攻取、深謀詭計，一一宣之簡牘，互相攻發，互相駁辨，無從深匿，俾我得以兼聽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謂報之益于人國者，博聞次也，知病上也。昔齊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大抵一國之利害安危，本國之人蔽於習俗，必不能盡知之，即知之亦不敢盡言之，惟出之鄰國，又出之至強之國，故昌言而無忌。我國君臣上下果能覽之而動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國之福哉？近人閱洋報者，見其詆訾中國不留餘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議分裂、議爭先，類無不拂然怒者，吾謂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闕者，諸葛之所求；諱疾滅身者，周子之所痛。古雲士有諍友，今雖雲國有諍鄰，不亦可乎？
變法第七
變法者，朝廷之事也，何為而與士民言？曰：不然，法之變與不變，操于國家之權，而實成於士民之心志議論。試觀曾文正為侍郎時，嘗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詩賦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後，若力持此議，當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館閣之人材，然而無聞焉，何也？大亂既平，恐為時賢所詬病也。李文忠嘗開同文館，刊公法格致各書矣，以次推行，宜可得無數使絕國，識時務之才，然而曲謹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館，不考總署章京，京朝官講新學者闃然無聞，何也？劫於迂陋群儒之謬說也。夫以勳臣元老，名德重權，尚不免為習非勝是之談所撓，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閩創設船政，在甘創設機器織呢羽局，沈文肅成船政，設學堂，與北洋合議設招商局，丁文誠在山東，四川皆設製造洋槍槍彈局，此皆當世所謂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經營者皆是此等事，其時皆在同治中年、光緒初年國家閒暇之時，惜時論多加吹求，繼者又複無識，或廢閣，或減削，無能恢張之者，其效遂以不廣。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請征之經，窮則變，變通盡利，變通趣時，損益之道與時偕行，《易》義也。器非求舊惟新，《尚書》義也。學在四夷，《春秋》傳義也。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禮時為大，《禮》義也。溫故知新，［劉楚楨《論語正義》引《漢書》成帝紀：詔曰：“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孔沖遠《禮記敍》：“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舊說皆以溫故知新為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師，擇善而從，《論語》義也。時措之宜，《中庸》義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義也。請征之史，封建變郡縣，辟舉變科目，府兵變召募，車戰變步騎，租庸調變兩稅，歸餘變活閏，篆籀變隸楷，竹帛變雕版，籩豆變陶器，粟布變銀錢，何一是三代之舊乎？歷代變法最箸者四事：趙武靈王變法習騎射，趙邊以安；北魏孝文帝變法尚文明，魏國以治。此變而得者也。［若武靈之不終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孫不肖，與變法無涉］商鞅變法，廢孝弟仁義，秦先強而後促；王安石變法，專務剝民，宋因以致亂。此變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殘酷剝民，非不可變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養民兩事為先務］請征之本朝：關外用騎射，討三藩用南懷仁大炮，乾隆中葉科場表判改五策，歲貢以外增優貢、拔貢，嘉慶以後綠營之外創募勇，咸豐軍興以後關稅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後長江設水師，新疆、吉林改郡縣，變者多矣。即如輪船、電線創設之始，訾議繁興，此時若欲廢之，有不攘臂而爭者乎？今之排斥變法者大率三等：
一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為苟安之俗吏，蓋以變法必勞思，必集費，必擇人，必任事，其餘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計，皆有不便，故藉書生泥古之談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隱情也。至問以中法之學術治理，則皆廢弛欺飾而一無所為，所謂守舊，豈足信哉？又一為苛求之談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無效者亦誠有之，然其故有四：
一、人顧其私，故止為身謀而無進境，製造各局，出洋各員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愛惜經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時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學生出洋、京員遊歷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未學艦將而購艦，海軍、各製造局是也。此先後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
乃局外游談，不推原於國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責任之不專、經費之不充、講求之不力，而吹求責效，較之見彈求鴞炙、見卵求時夜，殆有甚焉。學堂甫造而責其成材，礦山未開而責其獲利，事無定衡，人無定志，事急則無事不舉，事緩則無事不廢，一埋一搰，豈有成功哉？雖然，吾嘗以儒者之論折衷之矣，呂伯恭曰：“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不能變不美之質。”此變法而無誠之藥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將因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變法而悖道之藥也。由呂之說則變而有功，由曾之說則變而無弊。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是也，若並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作矣，若守此不失，雖孔、孟複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
變科舉第八
朱子嘗稱述當時論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復，須罷三十年科舉。以為極好。痛哉斯言也！中國仕宦出於科舉，雖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權者，必於科舉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餘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僥倖，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錢曉征語］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讀者坊選程墨之文，於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數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並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習者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法也。遇講時務經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為國家扶危禦侮者。於是詔設學堂以造明習時務之人才，又開特科以搜羅之，夫學堂雖立，無進身之階，人不樂為也，其來者必白屋鈍士，資稟凡下，不能為時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於科舉而已，即有特科之設，然廿年一舉，為時過遠，豈能坐待？則仍為八比，詩賦、小楷而已，救時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齊衣敗紫，晉曳苴履，趙文王好劍而士死於相擊，越勾踐好勇而士死於焚舟，從上所好也。兩漢經學，實祿利之途驅之，使鄉會試仍取決於時文，京朝官仍絜長於小楷，名位取捨惟在於斯，則雖日討國人而申儆之，告以禍至無日，戒以識時務，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或曰：若變科舉、廢時文，則人不讀五經四書可乎？於是有獻學校貢舉私議者曰：變科舉者，非廢四書文也，不專重時文，不講詩賦、小楷之謂也。竊謂今日科舉之制，宜存其大體而斟酌修改之。昔歐陽文忠知諫院時，惡當時舉人鄙惡剽盜，全不曉事之弊，嘗疏請改為三場分試，隨場而去之法，每場皆有去留，頭場策合格者試二場，二場論合格者試三場。其大要曰：鄙惡乖誕，以漸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勞昏。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其說頗切於今日之情事。歐公之欲以策論救詩賦，猶今之欲以中西經濟救時文也。今宜略師其意，擬將今日三場先後之序互易之，而又層遞取之，大率如府縣考覆試之法。第一場試以中國史事、本朝政治論五道，此為中學經濟。假如一省中額八十名者，頭場取八百名；額四十名者，頭場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額。即先放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准試第二場。二場試以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政如各國地理官制、學校、財賦、兵制、商務等類，藝如格致、製造、聲光化電等類，此為西學經濟。其雖解西法而支離狂怪，顯悖聖教者斥不取，中額八十名者，二場取二百四十名，額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額。再放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准試第三場。三場試四書文兩篇，五經文一篇，四書題禁纖巧者，合校三場均優者始中式放榜如額，如是則取入二場者，必其博涉古今、明習內政者也。然恐其明於治內而暗於治外，於是更以西政，西藝考之，其取入三場者，必其通達時務研求新學者也。然又恐其學雖博、才雖通，而理解未純、趣向未正，於是更以四書文五經文考之，其三場可觀而中式者，必其宗法聖賢、見理純正者也。大抵首場先取博學，二場于博學中求通才，三場于通才中求純正，先博後約，先粗後精，既無迂暗庸陋之才，亦無遍駁狂妄之弊，三場各有取義，較之偏重首場所得多矣。且分場放榜，下第者先歸，二三場卷數愈少，校閱亦易，寒士無久羈之苦，謄錄無卷多謬誤之弊，主司無竭蹶草率之虞，一舉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場，猶之府縣試皆憑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見四書五經之尊哉？惟科舉必以生員為基，其學政歲科兩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歲科考例先試經古一場，即專以史論、時務策兩門發題。生員歲考正場，原系一四書文、一經文，生員科考正場，原系一四書文、一策，亦照歲考例改為經文，以免荒經之弊。童試一切照生員，惟將正場第二篇四書文改為經文而已。蓋生童考試舊章正與今日所擬科舉之法相類。二十年來，經古場久已列算學一門，是尤不勞而理者也。難者曰：主司不能盡通新學，將如之何？曰：應試難，試官易。近年來上海編纂中外政學、藝學之書不下二十種，闈中例准調書，據書考校，何難之有？至外省主考學政，年力多強，詔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講求時務，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餘。鄉會試之外，惟殿試臨軒發策，典禮至重，自不可廢，然可即據以為授職之等差，朝考似為可省，及通籍以後，無論翰苑部曹，一應職官，皆以講求政治為主。凡考試文藝、小楷之事斷斷必宜停免，惟當考其職業以為進退，則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蟲小技困之於老死矣。難者曰：本朝名臣出於科舉者多矣，安見時文之無益？不知登進限於一途，則英雄不能不歸於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為時文，非時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諸名臣之學識閱歷，率皆自通籍以後始能大進。然則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銷磨于應舉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專以八比、詩賦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幹城之士不更多乎？竊謂議者之說，意救時而事易行，實本明旨特科歲舉，講求經濟之意而推闡之，因存其說於此，並將朱子論科舉之弊及歐公論三場以漸去留之疏節錄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賢人君子，憂國勢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選舉之無方，其謀慮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語焉。《東塾讀書記》引朱子論科舉南宋時科舉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略舉數條於此：《衡州石鼓書院記》雲：“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為適然而莫之救也。”《學校貢舉私議》雲：“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于所當連而反斷之，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雲：“怪妄無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語類》雲：“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個作起，一個學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時文之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煞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作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卷一百九］“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作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同上］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為之時，此法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日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同上］此亦朱子欲救當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為何如耳。節錄歐陽公論更改貢舉事件紮子［慶曆四年］：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理當變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變法之利，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歐公時之不專重詩賦，意與今日不專重時文同］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而去，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進，考者不至疲勞。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蹟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太濫，蓋其節鈔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
農工商學第九
石田千里，謂之無地；愚民百萬，謂之無民。［《韓詩外傳》語］不講農、工、商之學，則中國地雖廣民雖眾，終無解于土滿人滿之譏矣。勸農之要如何？曰講化學。田穀之外，林木果實，一切種植，畜牧養魚，皆農屬也。生齒繁，百物貴，僅樹五穀，利薄不足以為養，故昔之農患惰，今之農患拙。惰則人有遺力，所遺者一二；拙則地有遺利，所遺者七八。欲盡地利，必自講化學始。《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實為農家古義。養土膏，辨谷種，儲肥料，留水澤，引陽光，無一不需化學。又須精造農具，凡取水，殺蟲，耕耘，磨礱，或用風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則又兼機器之學。西人謂一畝之地，種植最優之利可養三人，若中國一畝所產，能養一人，亦可謂至富矣。然化學非農夫所能解，機器非農家所能辦，宜設農務學堂，外縣士人各考其鄉之物產，以告于學堂，堂中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縣鄉紳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試辦以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從之。［上海《農學報》多采西書，甚有新理新法，講農政者宜閱之］昔者英忌茶之仰給于華也，印度錫蘭講求種茶，無微不至，自印茶盛行，茶市日衰，銷路僅恃俄商，大率俄銷十之八，英、美銷其一二，緣茶中含有一質，澀而兼香，西人名曰“膽念”，印茶惟膽念較華茶略少。故俄尚食華茶。若再數年，印茶日精，恐華茶無人過問矣。此茶戶種茶不培，摘芽不早，茶商不用機器，烘焙無法之弊也。［光緒二十年，湖北、湖南兩省合力，以官款買茶三百二十箱，附俄公司船運赴俄境，自銷之。西路水運，銷阿疊薩，托出使許大臣交俄行帶售；東路陸運，銷恰克圖，托俄商佘威羅福代售，除茶價、運費、關稅外，西路贏餘得息一分，東路贏餘得息五分。若使我自有公司在彼，其利必更饒餘可知也］絲之為利比茶尤多，十年以前，西洋各國用華絲者十之六；三年以內，日本絲銷十之六，意國絲十之三，華絲僅十之一，且本貴則價難減，價昂則銷愈滯。此由養蠶者不察病蠶，售繭者多攙壞繭，繭耗既多，成本自貴之弊也。外國種棉分燥土、濕土兩種，長莖宜濕地，短莖宜燥地。種植疏闊，故結實肥大。［種子三粒為一窠，長至四五寸，留壯者一株，其餘拔去，每莖相距橫三尺三寸，縱一尺三寸］洋布、洋紗為洋貨入口第一大宗，歲計價四千餘萬兩，自湖北設織布局以來，每年漢口一口進口洋布，已較往年少來十四萬匹。特是洋紗最精，有至四十號者，而華棉絨短紗粗，以機器紡之，僅能紡至十六號紗止，以故不能與洋紗洋布敵。購洋棉子種之，多不蕃茂，此由農夫見小，種棉過密，又不分燥濕之弊也。麻為物賤，南北各省皆產，然僅供緝繩、作袋之用，川、粵、江西僅能織夏布耳，西人運之出洋，攙以棉則織成苧布，攙以絲則織為綢緞，其利數倍。此由漚浸無術，不能去麻膠，又無攙絲之法之弊也。［湖北現設制麻局于省城外，以西法為之，若有效，各省可仿行］絲、茶、棉、麻四事皆中國農家物產之大宗也，今其利盡為他人所奪，或雖有其貨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視內灌，愚懦甚矣。［惟種稻，西人謂其勤力得法］西法植物學謂土地每年宜換種一物，則其所吸之地質不同，而其根葉壞爛入土者，其性各別，又可以補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為精微，此亦簡顯易行者也。工學之要如何？曰教工師。工者農商之樞紐也，內興農利，外增商業，皆非工不為功。工有二道：一曰工師，專以講明機器學、理化學為事，悟新理、變新式，非讀書士人不能為，所謂智者創物也。一曰匠首，習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運，所謂巧者述之也。中國局廠良匠多有通曉機器者，然不明化學、算學，故物料不美；不曉其源，機器不合，不通其變，且自秘其技，不肯傳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眾生事為得計，此《王制》所謂執技事上，不與士齒者耳。今欲教工師，或遣人赴洋廠學習，或設工藝學堂，均以士人學之，名曰工學生，將來學成後名曰工學人員，使之轉教匠首。更宜設勸工廠，凡沖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陳列於中，以待四方估客之來觀，第其高下，察其好惡，巧者多銷，拙者見絀，此亦勸百工之要術也。商學之要如何？曰通工藝。夫精會計、權子母，此商之末，非商之本也。外國工商兩業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後商有販運，是工為體，商為用也。此易知者也。其精于商術者，則商先謀之，工後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貨易銷，何物宜變新式，何法可輕成本，何國喜用何物，何術可與他國爭勝，然後命工師思新法、創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為主，工為使也。此罕知者也。二者相益，如環無端，中國之商惟聽其自然而已。所冀者億中之利，如博塞求贏，但憑時運；所分者坐賈之餘，如刮毛龜背。雖得不多，雖有積貨如阜，日贏千金，猶為西商役也。至勸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譯商律。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華商集股，設有欺騙，有司罕為究追，故集股難。西國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一曰自治。近年茶市雖敝，然仍是芽嫩無煙者價高而速售，黴濕攙雜者、樣盤抵換者價虧而難銷，若不求自治之方，而欲設總行以為合群持價之計，西商固必不聽，群販亦必不從。一曰遊歷。各省宜設商會，上海設一總商會，會中自舉數人出洋遊歷，察其市情貨式，隨時電告以為製造、販運之衡，此較設外洋公司為易。夫學問之要，無過閱歷，各國口岸即商務之大學堂也。大抵農、工、商三事互相表裏，互相鉤貫，農瘠則病工，工鈍則病商，工、商聾瞽則病農，三者交病，不可為國矣。至如駝羊之毛、雞鴨之羽皆棄材也，馬牛之皮革皆賤貨也，西商捆載而去，製造而來，價三倍矣。水泥［西人名塞門德士，華名紅毛泥］、火磚［以中國觀音土和磚屑燒成之］、火柴、火油、洋氈、洋紙、洋蠟、洋糖、洋針、洋釘，質賤、用多而易造者也。事事仰給外人，而歲耗無算矣。然而以上諸事，非士紳講之，官吏勸之不可，荀卿盛稱儒效，而謂儒不能知農、工、商之所知，此末世科目章句之儒耳，烏睹所謂效哉？
兵學第十
或曰：兵必須學。《論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諸葛忠武曰：“入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學。霍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岳武穆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無法、無教也。此皆聖賢名將之說也，何道之從？曰：吾將以四說通之。蓋兵學之精，至今日西國而極，有械不利，利械不習，與無手同；工作不嫻，橋道不便，輜重不備，與無足同；地理不熟，測量不准，偵探不明，與無耳目同。聚千萬無手、無足、無耳目之人，烏得為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戰之具，範之以不敗之法，既成為兵矣，而後可以施方略、言運用。至於方略運用，豈必西法，亦豈必古法哉。漢《藝文志》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西人兵學惟陰陽不用，餘皆兼之。槍炮、雷電、鐵路、炮臺、濠壘、橋道，技巧也；地圖測算，形勢也；至攻守謀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藝多，條理繁細，故權謀一端亦較中法為密。陸軍之別有五：曰步隊、馬隊、炮隊、工隊、輜重隊，工、輜兩隊皆兼有步隊之所能，每一軍皆兼有之，如四體具而後為人。工隊主營壘橋道之事，輜重隊主械藥衣糧之事，西法以步隊、炮隊為最重，馬隊止為包抄及偵探之用。工、輜二隊，古人所略，緣火器猛烈，或大隊相持，或偵探扼守，必須掘地營、開濠塹，頃刻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須應時可渡，故立工隊。今日用快槍、快炮，所需彈藥過多，［一裝五子、十子連珠而發者為快槍，炮子如槍子式，彈藥相連，一分鐘可放數十出者為快炮］以及備戰各物至為繁重，故立輜重隊，分為數起，層遞轉運，故進不誤用，退不全失。［《淮南子·兵略訓》言：將以五官為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軍者也；一曰候之官，偵探也；一曰司空之官，空、工古今字，即工程隊之官也；一曰輿之官，即輜重隊之官也。其一闕，其說輿之官曰：“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輿之官也。”往年遼東之戰多因無此隊之為累矣］臨戰之善有三：一、未戰先繪圖，［欲興敵國有戰事，先於一兩年前詳繪敵境地圖］一、馬隊充偵探，［偵探必以馬隊分途四出，更番歸報］一、前敵有軍醫。［隨在陣後，藥物皆具。西法有軍樂隊，以作戰士之氣，今姑從緩］恤兵之善有四：一、餉厚，一、將不發餉，別有官主之，一、兵不自爨，官為供備，一、陣亡者恤其家終身。教武備學生之法有三：曰學堂，曰操場，曰野操。學堂講軍械理法，地理測繪，戰守機宜，古來戰事。操場習體操，隊伍，火器。野操習分合、攻守、偵探。［或於山阜，或于溪谷，或於平地，作兩軍對敵狀，惟將所指揮無定式，不僅在校場排演舊陣也］將領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戰圖。兵棋者，取地圖詳繪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書馬，步各隊，將校環坐，各抒所見，商榷攻守進退之法。戰圖者，取西國古來大戰事諸圖，推究其勝敗之故，其教之程期有三：教兵止在操場，遲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弁即有學堂，［若綠營把總外委額外，勇營哨官，哨長皆為弁］步隊、輜重隊弁十四月，馬隊弁十六月，炮隊、工隊弁十八月，均兼隨營操演。［其十四歲以前例入之小學堂，不在此數］教將官者，學堂五年，隨營操演二年。［若綠營千總以上至副將，勇營管帶以上至分統皆為官，以下為弁，界限甚嚴］教大將者，學堂五年，隨營二年，再入大學堂二年。［若提鎮及大統領］凡為將官者，雖為官，仍不廢學，以時受教于本管之將領，必至大將乃不受學，初入學堂者，年無過二十歲。總之，略於教兵，詳於教將，此其要旨也，自將及弁，無人不讀書，自弁及兵，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人不解繪圖，此其通例也。水師之別有二：曰管輪，曰駕駛。管輪主輪機測量，駕駛主槍炮攻戰、先教之于學堂，大率五年。複教之於練船，遊歷各國海口，習風濤，測海道，觀戰事，大率三年。其事較陸軍為尤精。［將領之外，又有關涉軍事最要之官兩項：一曰參謀官，主謀畫調度，考地理，審敵情，國君之參謀，若宋之樞密、明之本兵，將帥之參謀，若今之營務處而較尊。一曰會計官，主一軍械物、衣糧、車馬，何物用汽車，一車裝若干；何物用馬，一馬馱若干；何物用馬車，一車裝若干，皆預算于平時，若今之糧台。兩項官皆出於學堂，參謀尤重。今日固有營務處、糧台，但無預為此學者耳］兵之等差有三：在營者為常備兵，教之三年，即遣之歸，名為預備兵，不給餉，每年調集一操，酌予獎賞。又三年則罷為後備兵，有大戰事，常備不足，則以預備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備之退為預備兵者約三之一，補新兵亦三之一，新舊層遞蛻換，行之二十年，則舉國之人無不習戰者，用餉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氣常新。其法創始於德，歐洲效之，東洋踵之。［歐洲大戰動輒用兵二、三十萬，故兵須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國重武，其民以充兵為榮，為國家效力計，不為一身糊口計。［華兵以入伍為生計，故疲老多而裁汰難］且工商多，閑民少，其兵皆有技能，軍籍既脫，仍有執業，故可行也。中國若仿為之，則惟有於三年學成之兵發給憑照，退為預備兵，遣歸本籍，酌給半餉，以供本縣緝捕之用。改業遠出者不給餉，三年以後亦照西法退為後備，有事募集，亦可得半。至其教將士之本務有二：曰知忠愛，曰厲廉恥。［西洋將官教武備學生之言曰：“汝等須先知自己是中國人，將來學成，專為報效國家。若臨戰無勇，乃國家之恥，一身之恥。若無此心，雖練成與西兵一律之才能，亦無用也。”云云，西人武備書所言，意與此略同。東洋將領人給官書一卷，佩之於身。有來湖北者，取視其本，所載皆中國古來忠義文字，如《出師表》《正氣歌》之類］所以將士皆能知忠愛，厲廉恥者，其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國君服提督之服，鄰國之君相贈以武將之銜，臨戰之饑寒有備，戰歿之家屬有養，兵之死亡，君親吊之；兵之創傷，後親療之。故將之尊貴過於文臣，兵之自愛過於齊民，強國之由其在此矣。今日朝野皆知練兵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學堂，技藝不能精也，不學之於外洋，藝雖精，習不化也。在上無發憤求戰之心以宣導之，兵雖可用，將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孫、吳、韓、岳、戚，近今之江、塔、羅、李、多，與西人戰，能勝否乎？曰：能。亦學西法否乎？曰：必學。夫師出以律，聖之明訓也；知己知彼，軍之善經也；後起者勝，古今之通義也。兵事為儒學之至精，胡文忠閱歷有得之格言也。［《孫子》火攻篇即西法先導，謀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爭天下之交、養天下之權，皆西國兵爭要義。《吳子》：“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與西法行軍修路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與西法學堂重在教將領合。畜騎之對，與西法養馬合］知忠愛廉恥則必學。其不學者，必其不知忠愛廉恥者也。使諸名將生今之世，必早已習其器、曉其法，參以中國之情勢，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義之氣，運以奇正之略，奚為而不可勝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廢弛，而藉口於漢家自有制度，亦多見其無效忠死國之誠而已矣。方今兵制教法，東洋、西洋大略皆同，蓋由推求精善，故各國有則效而無改易之者。語曰：“不習為吏，視己成事。”況不習兵而又不視成事，豈不殆哉？
礦學第十一
礦學者，兼地學、化學、工程學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難。夫以渾渾土石，略見苗引，而欲測其礦質之優劣、礦層之厚薄、礦脈之橫斜、施工之難易，是何異見垣一方人之神術矣。西國礦師之精者聲價極重，不肯來華，其來者中下駟而已。方今興利之法，誠無急於此者，然華商既無數百萬之鉅資，礦之易開者，一礦亦須數十萬，又無數十年之礦學，但憑西師一言，豈能驟集巨股？且無論何礦，非深不佳，水源不止一孔，石隔不止一層，資費耗盡，亦必中作而輟。若略備微資，姑用土法，遇水、遇石即已廢然而返，是礦利終不可興也。是惟有先講實學，緩求速效之一法。今山東之礦已為他人所籠，山西之礦亦為西商所覬，若東三省之金，湖南、四川、雲南以及川滇邊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最為豐饒，他省亦尚不多。有礦之省，宜由紳商公議，立一礦學會，籌集資斧，公舉數人出洋，赴礦學堂學習，數年學成回華，再議開採，察礦之質性。而後購機。水有開通運道之法，陸有接通大小鐵路之法。而後採礦，能不用西師固善，即仍用西師，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為所欺。如是則得尺得寸，不等於象罔求珠矣。竊謂今日萬事根本惟在於煤，故煤礦較他礦尤急，而開煤尤非鑿井深入不為功，凡近地面之煤，其灰質必較多，其礦氣必較重，其煤質必不甚堅結。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遇水而不能急抽，或積水淹，或架木圮，或煤氣閉，或地火發，是四者皆足以壞井。即使淺嘗可得佳煤，而所得無多，其井已廢，數月必棄一井，一年必易一山，人力已竭，而佳煤未動，雖鑿遍九州之山，而斷不能得一可用之煤礦。［鍋爐、氣機止用煙煤、白煤，若煉鐵、煉鋼必須焦炭，非佳煤不能煉焦炭，非西爐、西法所煉亦不能精，此又煤礦之相因遞及者］嘗考英國之富以煤礦興，故西人謂煤礦之利國利民實在五金以上，五金若乏，可以他物代之，煤則孰能代之？煤源一斷，機器立停，百舉俱廢，雖有富強之策，安所措手哉？大抵西法諸事皆以先學藝後舉事為要義，學將而後練兵，學水師而後購艦，學工師而後製造，學礦師而後開礦，其始似遲，其後轉速，其費亦必省。或曰：必待學成而後開礦，如時迫效遠何？無已，則有一變通之策焉。就本省內擇取一礦，募西人之曾辦礦廠確有閱歷者與議包辦，一切用人購器聽其主持，不掣其肘，約定出礦後優給餘利，限滿而不得礦有罰，即於局內設礦學堂，礦成獲利以後，我之學生及委員、工匠皆已學成。此藉礦山為礦學堂之法也。［但須嚴定限制，止開此處。若全省包辦，則其害甚大，不可行］記曰：“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若人無湛深之思，專壹之志，而欲乞靈富媼，安坐指揮以僥大利，蓋不可得之數矣。更有一策，與西人合本開採，本息按股勻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過半。尤為簡易無弊，較之全為西人所據及，佳礦而不能開者，不遠勝乎？此策在前三年則必梗于時議，此時或可行矣。
鐵路第十二
有一事而可以開士、農、工、商、兵五學之門者乎？曰：有，鐵路是已。士之利在廣見聞，農之利在暢地產，工之利在用機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運費，兵之利在速徵調、具糧械。三代以道路為大政，見於《周禮》《月令》《左傳》《國語》諸書。西法富強尤根於此。中國道路之政久已不講，山行則犖確，澤行則泥淖，城市蕪雜，鄉僻阻絕，以故人憚于出鄉，物艱於致遠。士有鐵路，則遊歷易往，師友易來；農有鐵路，則土苴糞壤皆無棄物；商有鐵路，則急需者應期，重滯者無阻；工有鐵路，則機器無不到，礦產無不出，煤炭無不敷；兵有鐵路，則養三十萬精兵，可以縱橫戰守于四海。凡此五學，總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曠，民不勞，時不失；一曰開風氣，凡從前一切頹惰之習，自然振起，迂謬耳食之論，自然消釋泯絕而不作。至於吏治不壅，民隱不遏，驛使不羈，差徭不擾，災歉不憂，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萬方裏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氣脈暢通而後有運動，耳目聰明而後有知覺，心知靈通而後有謀慮，耳目者外國報也，心知者學堂也，氣脈者鐵路也。若鐵路不成，五學之開未有日也。至鐵路所不到之處，則先多修馬路及行手車之小鐵路，阜民敏政，亦其次矣。綜觀東西洋各國，自三十年來無不以鐵路為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網，大國有鐵路數十萬里，小國有鐵路二三萬里。［東西洋各國公設有鐵路會，考求鐵路利病新法，三年一舉］今中國乾路北起盧溝，南達廣州，已歸總公司建造，以後分造枝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便者，凡借洋款皆須抵押，獨修鐵路一事，借款即以此路作抵，無須他物，商為之則利在商，國為之則利在國，況方今東海之權，我已與西洋諸國共之，門戶阻塞，如鯁在喉，若內無鐵路，則五方隔絕，坐受束縛。人遊行於海上，我痿痹於室中，中華豈尚有生機乎？昔魏太武譏劉宋為無足之國，以此較兩國勝負之數，謂北朝多馬，南朝無馬也。若今日時勢，海無兵輪，陸無鐵路，則亦無足之國而已。及今圖之，為時已晚，若再因循顧慮，恐盡為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會通第十三
《易傳》言通者數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謂通。難為淺見寡聞道，是謂不通。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則舊學惡新學，姑以為不得已而用之，新學輕舊學，姑以為猝不能盡廢而存之，終古枘鑿，所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大學》格致與西人“格致”絕不相涉，譯西書者借其字耳］《周禮》土化之法，化治絲枲，飭化八材，是化學之義也。《周禮》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農學之義也。《禮運》“貨惡棄地”，《中庸》言山之廣大，終以寶藏興焉，是開礦之義也。《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國專設樹林部之義也。《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夫不以商足財，而以工足財，是講工藝、暢土貨之義也。《論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舊維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機器之義也。《論語》“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鄉而必居肆，意與《管子》處工就官府同，是勸工廠之義也。《周禮》訓方氏訓四方，觀新物，是博物院、賽珍會之義也。《大學》“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國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說也。《大學》“生財大道，為之者疾”，《論語》“敏則有功”，然則工商之業、百官之政、軍旅之事必貴神速，不貴遲鈍可知，是工宜機器、行宜鐵路之義也。《周禮》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學之義，亦即出口貨無稅、進口貨有稅及進口稅隨時輕重之義也。《論語》“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武備學堂之義也。［《司馬法》“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與西人交戰時有醫家紅十字會同］《漢書》藝文志謂九流百家之學皆出於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專門學堂之義也。《左傳》仲尼見郯子而學焉，是赴外國遊學之義也。《內則》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學射禦；《聘義》勇敢強有力，所以行禮，是體操之義也。《學記》“不歆其藝［從鄭注］，不能悅學”，是西人學堂兼有玩物適情諸器具之義也。《呂刑》“簡孚有眾，維貌有稽”［貌，《說文》作緢，細也］，《王制》“疑獄氾與眾共之”，是訟獄憑中證之義也。《周禮》外朝詢眾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眾好必察，眾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王制》“史陳詩觀民風，市納價觀民好”，《左傳》“士傳言，庶人謗，商旅市，工獻藝”，是報館之義也。凡此皆聖經之奧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瑣瑣傅會者皆置不論，［若謂“神氣風霆”為電學，“含萬物而化光”為光學之類］然謂聖經皆已發其理，創其制，則是；謂聖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昔孔子有言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此二語乃春秋以前相傳之古說。《列子》述化人，以穆王遠遊，西域漸通也。鄒衍談赤縣，以居臨東海，商舶所傳也。故埃及之古刻類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華人。然則中土之學術政教東漸西被，蓋在三代之時，不待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後西漢甘英之通西海，東漢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騰輩之東來，法顯輩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師子國有晉白圍扇，中西僧徒、水陸商賈來往愈數，聲教愈通，先化佛國，次被歐洲，次第顯然，不可誣也。然而學術、治理或推而愈精，或變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開以後，心理同而後起勝，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處，且必有軼過前人之處。即以中土才藝論之，算數、曆法諸事，陶冶、雕織諸工，何一不今勝於古？［日食有定，自晉人已推得之］謂聖人所創，可也；謂中土今日之工藝不勝於唐虞三代，不可也。萬世之巧，聖人不能盡泄，萬世之變，聖人不能預知。然則西政、西學果其有益於中國，無損於聖教者，雖于古無征，為之固亦不嫌，況揆之經典灼然可據者哉？今惡西法者見六經古史之無明文，不察其是非損益而概屏之，如詆洋操為非，而不能用古法練必勝之兵；詆鐵艦為費，而不能用民船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經典所言而傅會之，以為此皆中學所已有。如但詡借根方為東來法，而不習算學，但矜火器為元太祖征西域所遺，而不講製造槍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爭勝，不求實事。溺於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學而糅雜之，以為中西無別，如謂《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穌，是自擾也。自擾者，令人眩惑狂易，喪其所守。綜此三蔽，皆由不觀其通。不通之害，口說紛呶，務言而不務行，論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則如之何？曰：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汔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也。如其昏惰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國家顛，聖教滅絕，則雖弟佗其冠，沖淡其辭，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詈之，曰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於國家，猶氣之於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氣，故《內經》以肝為將軍之官。人未有無氣而能生者，國未有無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計之士，睹時勢之日棘，慨戰守之無具，於是創議入西國弭兵會，以冀保東方太平之局，此尤無聊而召侮者也。向戌弭兵，子罕責其以誣道蔽諸侯，況今之環球諸強國，誰能誣之，誰能蔽之？奧國之立弭兵會有年矣，始則俄攻土耳其，未幾而德攻阿洲，未幾而英攻埃及，未幾而英攻西藏，未幾而法攻馬達加斯加，未幾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幾而土耳其攻希臘，未聞奧會中有起而為魯連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膠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順矣，廿年以來但聞此國增兵船，彼國籌新餉，爭雄爭長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國懼我，強國親我，一動與歐則歐勝，與亞則亞勝，如是則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權在我也。我無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為萬國笑乎？誦《孝經》以散黃巾，黃巾不聽；舉驅虞幡以解鬥，鬥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練兵。海有戰艦五十艘，陸有精兵三十萬，兵日雄，船日多，炮臺日固，軍械日富，鐵路日通，則各國相視而不肯先動，有敗約者必出於戰，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則東洋助順，西洋居閑，而東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若弭兵之議一倡，則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會之成，更不復有憂危圖治之心、枕戈待敵之事。各省寥寥數軍，裁者不復，存者不練，器械朽敗，台壘空虛，文酣武嬉，吏貪民困，忠諫不入，賢才不求，言官結舌，人才消沮，諸國見我之昏愚如此、無志如此，於是一舉而分裂之，是適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不亦徒勞矣乎？又有篤信公法之說者，謂公法為可恃，其愚亦與此同。夫權力相等則有公法，強弱不侔，法于何有？古來列國相持之世，其說曰力鈞角勇，勇鈞角智，未聞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國之交際，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即如進口稅主人為政，中國不然也；寓商受本國約束，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內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于萬國公會，奚暇與我講公法哉？知弭兵之為笑柄，悟公法之為讏言，舍求諸己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異教相攻，自周秦之間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莊，道也，而與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與他儒家相攻。唐則儒、釋相攻，後魏、北宋則老、釋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爭盛衰。歐洲因爭新教、舊教，連兵相殺數十年，乃教士各爭權勢，藉以為亂，非爭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聖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純，人倫之至，即遠方殊俗亦無有譏議之者。然則此時為聖人之徒者，恐聖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張大之，要在修政，不在爭教，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者也。中外大通以來，西教堂佈滿中國，傳教既為條約所准行，而焚毀教堂又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東盜殺教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州，各國乘機要求，而中國事變日亟。有志之士但當砥厲學問，激發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我中國富強之要術，國勢日強，儒效日章，則彼教不過如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何能為害？如仍頹廢自甘，于孔、孟之學術、政術不能實踐力行，學識不足以濟世用，才略不足以張國威，而徒詬厲以求勝，則何益矣？豈惟無益，學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會匪、遊民藉端攘奪，無故肇釁，上貽君父之憂，下召憑陵之禍，豈志士仁人所忍為者哉？不特此也，海上見聞漸狎，中西之町畦漸化，若遊歷內地，愚夫小兒見西國衣冠者則呼噪以隨之，擲石歐擊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並不問其為教士、非教士，歐洲人、美洲人也。夫無故而詬擊則無禮，西人非一，或稅關所用，或官局所募，或遊歷，或傳教，茫然不辨，一概憤疾則不明，詔旨不奉則不法，以數百人擊一二人則不武，怯于公戰、勇於私鬥則不知恥，於是外國動謂中國無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於俗傳教堂每有荒誕殘忍之事，謂取人目睛以合藥物，以造鏹水，以點鉛而成銀，此皆訛謬相沿，決不可信。［光緒十七年宜昌教案，先哄傳搜獲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無目者，百口一辭。及委員往，會同府縣一一驗視，則皆無影響，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內癟，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傷，群疑始釋。又如光緒二十二年江陰教堂之案，乃系劣生向教堂索詐，埋死孩以圖栽誣，城鄉周知，其人當即服罪訊結。此皆近事之可憑者］試思西教創立千餘年，流行地球數十國，其新教、舊教爭權攻擊，則多有之矣，從無以殘忍之事為口實者。若有此事，則西國之人早已盡為教堂殘毀，無完膚、無遺種矣。若謂不戕西人，惟殘華民，則未通中華以前，此千餘年中之藥物、鏹水、銀條，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國所需之藥物、鏹水，所來之銀條，一日之內即已無算，中國各省雖有教堂，又安得日斃數千萬之教民，日抉數千萬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語云：“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于智者。”薦紳先生、縫掖儒者，皆有啟導愚蒙之責，慎勿以不智為海外之人所竊笑也。
（据光绪戊戌三月两湖书院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