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五四”文化思潮下的波折和坦然

五四运动百年到来之际,本报记者采访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请他从学术意义上谈谈五四运动的沿革脉络和文化内涵。言及五四,马勇说自己“近30年一直在做”,他所要言说的“五四”启蒙有其完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百年之前海内外各种因素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经历漫长的波折,表明中国文化度过了近代以来的尴尬,进入坦然状态,就此走完了这条转型之路。

马勇谈到,几十年来国内经过两代学人的努力,“五四”这一专题在宏大叙事及人物研究方面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代‘五四’研究者,像彭明、丁守和先生,他们的话语体系是‘革命叙事当中的五四’,因此他们的研究重点落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代学者的学术生命很长,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及改革开放早期,影响力很大,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将“五四”运动放到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讨论、去解读

“改革开放后到了我们这一代,是重新建构历史叙事的一代。”马勇曾经协助丁守和先生编著《五四图史》,他说在那本书中做了一个完整的文字叙述,“后来我基本是在那个专题上引申发挥,就是要讲一个大的中国启蒙运动。”

这个命题涉及的话题很多,诸如启蒙运动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于19世纪晚期?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等等。

“我们研究现代化史,研究社会转型,就会想到‘五四’的定位,慢慢就讲到一个漫长的中国启蒙运动史,不是短暂的。我自己梳理,看到各种因素的进入和影响,有点儿像两汉之际佛教进入中国的漫长过程。从利玛窦开始,中间有几次起伏,18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个低谷;19世纪,国门打开后,社会的变化出现了,因此1919年的五四运动应该可以这样接续下来。”马勇说,他们这一代学者开始从社会转型、现代化史的视角思考问题,而新文化、新文学、白话文的兴起都是为了满足工业化后教育的大众化。

马勇说:“中国工业化之后,原来的精英教育体系出了问题,科举考试就是精英教育,孩子能不能上学要看家里有没有钱。但工业化之后社会需要的是大众知识。”他指出,在原来的农业基础下不需要识字,不需要知识人,面对工业挑战的时候就需要知识人。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也一直强调从晚清到“五四”的整体逻辑过程,主张将晚清至民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变化。“实际上作为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来说,思想的连续性是肯定要去讨论的。”马勇强调。

将“五四”放到中国历史的大视野中观察,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次转型。“我们现在讲‘五四’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陈独秀、胡适那代人看到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经过‘五四’的冲洗,到后‘五四’时代这种紧张慢慢得到消解和重建。”马勇说:“这要读贺麟的《新儒学的展开》,贺麟的一个观点就是‘五四’的极端反传统其实救了儒家,彻底的‘反’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儒家是好的,金子永远会发光,如果不好,可能就淘汰了。因此,中国传统的思想经过‘五四’的冲洗得到了一次调整。贺麟在书中举例,1915年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文学史》导言部分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全盘移植和西方对接很难找到生长点,因此必须找它们的同构关系。”

虽然胡适得出的结论并未得到学界认同,但是找寻同构关系的观点却启发了后来的思想者,使得后“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极大转型。“梁漱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觉醒,实际上他原来就觉得西方文明有问题,之后梁漱溟、熊十力对儒家文化再解读。到了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贺麟回归,他们回来的作用有些像玄奘之于中国,他们在西方是取得了‘真经’的。”马勇指出:“冯友兰、贺麟对黑格尔和康德的研究是超前的,现代人不敢说懂,当时人更不懂。但是他们用黑格尔和康德再解读中国文明,给后世以很大的启发。”

马勇认为,将“五四”运动放到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讨论、去解读,“五四”时期对政治、经济、文化的诉求也就找到了落实点。基于此,这个时期所有的变化便都可以找到解读的空间。

“晚清中央机构的各种调整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有关。其实在袁世凯那一代人看来,辛亥变革是很简单的,就是满洲人出局,国体从帝制变为共和,而所有的法律和政治安排一如其旧。法律都是延续1903年沈家本、伍廷芳改革后的版本,一直执行到1927年。当时鲁迅、章太炎感到民国亡了指的也是法律这个原因,晚清一直延续下来的格局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马勇解释。

当代学者中文功夫最好的几乎都是读鲁迅过来的

谈及“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马勇认为,上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在南方搞的国文运动已经摧毁了古文,断层也由此开始。“蔡元培当时给出的路径是应该普及白话文,让大众能认识。但作为知识人,应该坚守文言。蔡元培称其为雅言,他一直希望在知识圈中保持雅言。”

当年“文言”的不能“言”,推倒了知识人入门的门槛,也使学术缺少了一定的含量。“当我们不能用文言写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和司马迁对话了。”马勇感慨:“上世纪90年代,季羡林、任继愈这些老先生都还在,他们和其他几位20年代生人的学者曾经尝试重新用文言文写作。这些老先生从小都学过古文,也用古文写作过,几十年后都不行了,写出来和范本一对,根本就不对。”

“陈平原曾经讲,白话可以释学,但如果知识界的主导仍是雅言,仍然是《管锥编》,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品格就会不一样。”马勇说:“现在我们把一些粗鄙的语言当做‘接地气’,比如俚语,这个做法是‘摧毁’了文化的一点品质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可以深入思考的一点。现在的‘五四’研究有一种分疏,当年看不清的问题现在可以看到。”

而新文学方面,在马勇看来,鲁迅确实是典范,“我们今天看当代学者中文功夫最好的几乎都是读鲁迅过来的,文字干净、简洁、利落、有力量,这是‘五四’最大的贡献。我们这一代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文学范本,也没有怎么下过功夫。”

“我们看今天文学作品写得好的,一般都有文言的底子。”马勇说,“五四”的文学革命和尝试对后来的示范性很强,后世得益于它,但也很惋惜,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再写出雅言了。

从“五四”前后变迁来看,可以从伦理的变革看到社会的转型

在马勇看来,工业化等变革还导致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重新调整。“陈独秀当时讲传统的儒家伦理不符合现代中国,但说不出理由。我们今天可以解释当年陈独秀的困惑。以前我们国家是农业文明,它产生的是一个熟人社会,这其中有的是伦理的自觉,到了工业文明起了变化。”马勇说:“从‘五四’前后变迁来看,我们可以从伦理的变革看到社会的转型,工业文明所需要的新道德、新规范,以及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

“五四”运动之后人们的平等意识萌生长大,旧的“三纲”不再成为问题,男女平权。“五四运动在伦理变革上给中国社会提供了很多样式。”马勇说:“但是在正常的传统家庭中三纲还是遵守的。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曾经长篇谈论,自由恋爱好还是父母包办好,他认为父母包办也有好处,理论是父母不会坑孩子,而且父母比孩子多活了几十年,生活阅历丰富。这些论点在当时都引起很大的争议,也推动全社会思考和完善道德伦理的话题。”

马勇认为,“五四”打破了旧式婚姻中的门当户对,打开了男女平权这个窗口,女权主义崛起、解放。“我们读丁玲早期的作品会有一些体会。后‘五四’时代沿着女性解放、自主的路走,有时就会超越了社会的天然分工,把贤妻良母看成男权主义。这是‘五四’运动带来的一个问题。”马勇认为“五四”运动的贡献也在这儿:“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有了改善,并且正式得到解决,特别是从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对全国的示范更没有问题了。”

打捞起很多边缘人物,原来曾被否定的人物也被更加如实地观察

除了在宏大叙事研究上的突破,可以注意的是学术界在“五四”人物研究方面的突破,马勇说:“这在近30年的‘五四’研究中应该是天翻地覆的。我们打捞起很多边缘人物,原来曾被否定的人物也被更加如实地观察。像陈独秀、胡适,这是讨论‘五四’绕不开的人物,可以想一想30年前我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马勇近些年研究过蒋梦麟,也研究汤尔和、梅光迪,这都是曾经被边缘化、被议论过的文教界著名人物。“这样的人物应该有一批,他们都属于在大‘五四’运动中发挥了某种功能。像汤尔和在‘五四’中贡献非常大,号称‘小诸葛’,出了很多主意。惋惜的是他去世得早,更可惜的是他的家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烧了他的日记。”

马勇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梁漱溟。“梁漱溟过去是被作为‘五四’对立面来看待的。”梁漱溟1988年去世,冯友兰曾写过一篇怀念文章,马勇记住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冯友兰文章中的讲法启发了我,他讲实际上梁漱溟不是‘五四’的对立面,他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后来我就讲,像林纾、郑孝胥这些人都不应该被看作‘五四’的对立面,他们都在‘五四’之前就开始做了‘五四’这代人所做的工作,比如用白话编报启发大众,他们也应该被作为‘五四’的右翼来看待。”

马勇尝试着寻找“五四”运动之后被屏蔽掉、概念化的一拨人,包括学衡派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有着试验性的贡献,同样非常重要。“像梅光迪,他将白璧徳的人文主义理论引入了中国,对后来文学评论的改变非常大,吴宓、钱钟书都是他们的信徒啊。”

白璧徳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梅光迪是他的学生,在美国随其研究英美文学。马勇说:“胡适在美国是研究中国传统的,他没有太多读西方的东西。我们读梅、胡两人谈新文学的文章能感觉到,梅光迪讲的是有道理的。我甚至认为没有梅光迪就没有新文学运动。”

一战以后,城市化有了大发展。“五四”带来的变化主要在知识层面,不在一般民众生活。马勇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五四”主导者的话语强势,“胡适、陈独秀在当年是话语的强势者,他们的话语遮蔽了一拨话语弱势者。”马勇说他很想写写福建籍的一批老派学者,就是林纾、严复、陈衍、郑孝胥这几人。“他们几个人当时议论‘五四’,对‘五四’的评价是多样化的,但这几人又恰恰是19世纪晚期最早引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人。实际上,科举废除前夕,林纾、王照、劳乃宣、黄遵宪这些人已经在做文字的改革和文学的尝试,都是‘我手写我口’的思路。”而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非常讨厌这批老学究,胡、陈占据话语优势,他们成为后来“五四”文化运动解释的正统。“现在我们得慢慢地梳理,想从胡适这些人的强势话语中走出来,对他们那一代知识人进行全面、客观的论述,完整复原那个年代文化群体复杂、真切的精神面貌。”

“五四”学生的转型与二十世纪的教育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后,那些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何去何从了呢?马勇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向更专业的学术路径上发展了,应该是一个基本趋势。最成功的应该是傅斯年和罗家伦,罗家伦后来应该算教育家,傅斯年成为学术机构的重要组织者,他的贡献在这方面很大。纯粹走专业学术路线的是顾颉刚,他的世界就在书斋之中,和三皇五帝对话。顾颉刚的学生杨向奎做了山大副校长后想请老师出山,顾颉刚都不出来。我的太老师周予同在后‘五四’时代也走向了学术路径。”

中国的教育在经过“五四”的冲击后又如何呢?马勇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五四’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北京的教育就走向了专业化,而且目标很简单,就一个,中国的教育在世界水平上高低的衡量。短短十年时间,全世界学术界的眼光看着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学问的不到中国来是不被人承认的。也是在这个时期,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建立了燕京学社,目的就是方便汉学家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中国学的水平就是世界的水平,中国在这个领域不存在追赶世界的事情。司徒雷登创建燕京大学很重要,加上本土大学的不懈努力,慢慢地北京的现代教育格局就形成了,‘五四’后的教育完全走出了‘五四’前的困惑。”

从马勇的叙述中可以得知,如果将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教育转型的一个案例来研究,它经过了几代人的历程。

第一代,严复。严复在1912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校长(注,当时校名为北京大学校),他见过西方大学的样子。北京大学校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学生都是少爷、官员,上课带着仆人、秘书,严复到来后严厉禁止。另外他要求学生进入校园便不能说中文,可以说英语、德语、法语。严复很懂国际教育的现状,他和几个国家公使谈判,“不要糊弄我们,把不合格的外籍教师领走”。严复使北大真正进入到教育的层面,但是他在职九个月就离开了。

第二代,蔡元培。蔡元培1916年被黎元洪任命为北大校长,也是见过西方教育方式的。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兼容并包,认为大学就是要做学问。他是劝辜鸿铭、黄侃、刘师培这些老辈人容忍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一代。

第三代,蒋梦麟。真正让北大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体制的,是蒋梦麟。蒋梦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和陶行知、胡适同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1919年进入北大,给北大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采取的很多举措,比如在世界范围内聘请老师等,使北京大学走向了现代教育水准,同时也把教育的专业化做到了极致状态。

“后‘五四’时代,蒋梦麟主持北大,司徒雷登主持燕京,梅贻琦主持清华,陈垣主持辅仁,汤尔和主持医专,这是在中国20世纪教育史上最出彩的一批教育家,多少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办出了杰出的学校。”马勇感慨道。

马勇继而评述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致力于改革,北大迅即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北大学生也是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而有抱负有理想的那一代新文化人对新思想的宣传,极大地激活了青年学生对国家前途的关切,由此构成了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景象,让我们百年后追慕不已。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2019年05月03日,采访/本报记者: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