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慶云:其惟篤行——張海鵬先生與中國史學會

[提要]在現代學術體制中,組織學會對於學術研究的引導與促進作用不言而喻。成立至今已69年的中國史學會,具有厚重的底蘊和廣泛的影響力。張海鵬先生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負責人,他學術視野宏闊,眼光超卓,對於中國史學會在21世紀的發展傾注心力,不憚辛勞,切實篤行,發揮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對於中國史學的繁榮發展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張海鵬 中國史學會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在現代學術體制中,組織學會對於學術研究的引導與促進作用不言而喻。成立至今已69年的中國史學會,一直致力於凝聚史學研究者,廣泛組織開展國內、國際學術交流,具有厚重的底蘊和廣泛的影響力。張海鵬先生曾擔任中國史學會第六屆理事會副會長、第七屆理事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第八屆理事會會長,直至2015年卸任,他任中國史學會負責人長達17年。對於史學會在21世紀的發展,海鵬先生傾注心力,不憚辛勞,切實篤行,發揮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近代以來中國史學之發展,同“史學會”的興起也有一定關聯。據考證,中國近代最早的史學會為1908年成立的湖北史學會。[①] 此後中國史學界曾多次嘗試建立全國性的史學會,但因民國政局持續動蕩,這些史學會實際影響與作為比較有限。[②]1949年政權易代,中共相當重視史學,且強調自上而下的整體規劃,成立全國性的史學會很快被提上日程。1949年7月1日,由郭沫若、范文瀾等50人發起,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籌備會宣告成立。籌備會選舉郭沫若、吳玉章、范文瀾等11人為常務委員,並推選郭沫若為主席,吳玉章、范文瀾為副主席,侯外廬、楊紹萱任秘書。[③]新史學籌備會發展相當迅速,至1951年7月,總會會員已達289人;全國各地分會和分會籌備會有15個,各地分會會員達606人。全國共有會員900餘人。[④]

新史學籌備會本有整合史學界各方力量以建設新史學之用意,通過座談與講演活動,使解放區與國統區的馬克思主義史家,以及舊史學工作者彼此增進了解。這些活動多由范文瀾主持。季羨林回憶:“當時剛一解放,我們這些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腦袋裡面問題很多,當時給我們做工作的就是范老。我記得好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成立之前,范老就廣泛地和北京的知識分子接觸,……每禮拜聚會學習一次,范老親自參加。”[⑤]

1951年7月28日,中國史學會正式成立,其宗旨為“團結史學界,改造舊史學,創造發展新史學”[⑥]。 選舉產生第一屆理事會,理事43人,候補理事9人。常務理事7人。選舉郭沫若為主席,吳玉章、范文瀾為副主席。向達任秘書長。由於郭沫若、吳玉章其他社會活動頗多,此後直至“文革”,中國史學會均由范文瀾實際主持工作。1952年“社聯”取消,中國史學會秘書劉壽林、幹事王世昌都調到近代史研究所圖書資料室,史學會的秘書工作,由劉壽林兼管。在范文瀾主持下,中國史學會整合史學界力量、組織編纂出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舉行學術會議,多有建樹。[⑦]

1966年“文革”爆發後,一切均脫離常軌,中國史學會自難倖免。告別“文革”後,重建中國史學會被提上議事日程。1980年4月8—12日,中國史學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重建大會,時任近代史所所長的劉大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理事會主席團成員。[⑧]雖採取主席團制,劉大年只是五位主席之一,但因中國史學會上級主管單位為中國社科院,劉氏實際上發揮了主導作用。在其領導推動下,史學會開展了諸如組團出席第十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舉辦學術會議、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編輯《中國歷史學年鑒》等一系列學術活動。後來考慮到“輪流執政”的主席團制影響效率,劉大年推動改革中國史學會的運作機制,將之明確掛靠在近代史所,由歷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各出一人組成日常辦事機構;改主席團製為會長制。[⑨]後來實際上由近代史所獨力承擔中國史學會的日常工作。

中國史學會無疑是中國歷史學界規模最大、最具權威性的學術團體,全國除西藏自治區、海南省尚未建立歷史學會外,其他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歷史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考古研究所、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中國邊疆研究所(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均是其單位會員。

張海鵬先生與中國史學會淵源頗深。在1998年9月召開第六屆中國史學界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第六屆理事會副會長。2004年4月,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第七屆理事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2009年4月,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第八屆理事會會長。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領導職務,且因史學會的日常辦事機構設立於近代史研究所,海鵬先生作為近代史所的領導,不辭辛勞,樂於奉獻,對於中國史學會的工作付出了大量時間精力,發揮了頗為重要的作用。

他着力推動中國史學會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舉辦學術討論會,促進學術發展。

作為學術團體,自以推進學術發展為中心工作。舉辦學術討論會是促進學術的重要途徑,中國史學會歷來重視組織討論會。1957年11月2日,中國史學會在北京組織召開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0周年學術報告會。1958年9月28日,中國史學會召開紀念戊戌變法60周年學術討論會。會議由范文瀾主持,與會者有北京史學工作者和吳玉章、李濟深、黃炎培等60餘人。范文瀾作題為《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的發言。會上印發了劉大年等所寫有關變法運動的研究論文10篇,並結集為《戊戌變法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⑩]1961年4月7日,中國史學會與北京歷史學會聯合舉行紀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學術討論會。范文瀾主持會議,他特別針對學界自1958年“史學革命”以來一度泛濫的空疏學風,強調要“反對放空炮”,樹立踏實研究的良好風氣,不做言之無物的空洞文章。[11]范文瀾的講話以《反對放空炮》為題,發表於《歷史研究》1961年第3期,在當時史學界產生相當大的反響。[12]1961年5月30日,中國史學會與北京歷史學會聯合召開紀念太平天國110周年學術討論會。[13]范文瀾在會上發言,針對當時史學界流行的“打破王朝體系論”和“打破帝王將相論”,他指出:這種論調好象是很革命的,實際上是主觀主義的。封建王朝與帝王將相是歷史上的客觀存在。問題在於以正確的觀點去分析研究,而不是簡單的抹掉。打破王朝體系,只講人民群眾的活動,結果一部中國歷史就只剩了農民戰爭,整個歷史被取消了。[14] 1961年10月16-21日,由中國史學會與湖北省社聯在武漢聯合舉辦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與會學人共105人,提交論文44篇;[15]吳玉章主持會議並發表針砭時弊、匡正學風的講話,范文瀾、李達、翦伯贊、呂振羽、吳晗等著名學者與會,可見會議規格之高。對於此次會議,近代史學界以相當大的熱情,緊鑼密鼓的進行學術準備。會後由中華書局出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收錄論文32篇,約50萬字,體現了當時條件下較高的學術水準。對於辛亥革命史研究來說,此次會議實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

中國史學會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間,通過組織召開學術討論會,切實發揮了促進學術發展、引領學術風氣的作用,對史學界一度盛行的將階級觀點推向極致的不良傾向有所抵制。但總體說來,因當時條件所限,史學會舉辦的學術討論會數量不多。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史學會恢復活動,着力於組織召開學術會議,其學術影響亦主要通過學術討論會輻射開來。

海鵬先生2004年擔任史學會常務副會長,2009年至2015年擔任會長,在此期間,他傾注心力組織了一系列學術討論會。其要者如:2004年9月中國史學會與山東省歷史學會主辦甲午戰爭11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2005年3月,中國史學會與近代史研究所聯合主辦“紀念黃遵憲逝世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2005年8月30日-9月1日,中國史學會與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等聯合主辦“林則徐與近代中國——紀念林則徐誕辰220周年學術討論會”。2005年9月,中國史學會與寧夏大學合辦“中國歷史上的西部開發國際學術討論會”。2005年10月,中國史學會世界歷史工作委員會和華東師範大學聯合主辦中國世界史研究學術論壇。2006年9月23日至26日,中國史學會和曲阜師範大學共同主辦的“儒學與現代化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10月,由中國史學會、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聯合主辦第四屆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2006年11月,中國史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廣東社會科學院聯合主辦孫中山誕辰140周年學術討論會。2007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史學會共同組織“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員組織大會”。 2009年8月,中國史學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合辦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學術研討會。2010年10月,中國史學會和山東大學、上海大學、中國義和團研究會聯合主辦的紀念義和團運動11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2011年10月,中國史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10月,中國史學會組織召開 “歷史進程中的中國與世界”為主題的首屆中國歷史學博士後論壇。2012年12月,中國史學會主辦、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承辦第五屆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會議。2014年9月,中國史學會與山東省社科聯合作召開“甲午戰爭與東亞歷史進程——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2015年10月,中國史學會與福建省社科聯、福建社科院等聯合主辦紀念林則徐誕辰230周年學術研討會。這些會議主題豐富,範圍廣泛,切實發揮了中國史學會的學術組織引導作用。

(二)加強國際聯繫與合作。

海鵬先生在2014年的工作報告中強調:“中國史學會加強與各國史學會的聯繫,應該成為今後中國史學會開展國際合作的一個方向。” 2013年,中國史學會了解到俄羅斯歷史學會希望與中國史學會聯繫,他明確提出,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建立必要的聯繫,促進相互合作。[16]2013年6月,中國史學會秘書長王建朗一行訪問俄羅斯,同俄羅斯史學會商談加強兩國史學會交流事宜。俄羅斯歷史學會近年在總統普京支持下改組,大大提高了俄羅斯歷史學會在俄羅斯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俄羅斯歷史學會主席由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兼任,執行主席是葉利欽時代的副總理。俄羅斯歷史學會主席會見了王建朗,就紀念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召開70周年,雙方就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達成了共識。2013年11月,中俄兩國史學會在北京共同舉辦了“1943:戰後新格局的奠基”國際學術研討會,海鵬先生致開幕辭,指出此次會議“要用學者的研究成果,用學者的良心,研究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波茨坦會議的歷史,論證戰後國際新秩序的基本歷史事實和國際法地位。”[17]會議取得圓滿成功。在會議開幕式上,中俄兩國歷史學會就兩國歷史學會合作備忘錄舉行了簽字儀式。

2015年5月,為紀念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中國史學會組成五人代表團赴俄出席了兩場國際學術討論會。 2015年9月,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中俄兩國史學會在重慶舉辦了“中俄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中俄兩國史學會合作舉辦的第三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史學會與俄羅斯史學會的密切聯繫與合作,促進了兩國史學界的了解與學術交流,亦充分發揮了歷史學經世資政之作用。

俄羅斯而外,中國史學會還同日本史學界進行合作交流。2011年11月5-6日,中國史學會與清華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聯合舉辦的“辛亥革命與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日本橫濱召開。

中國史學會擴大影響,走向世界,更為重大的舉措為成功主辦2015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後文詳論,茲不贅述。這無疑體現出海鵬先生宏闊的視野與超卓的眼光。

(三)對非歷史主義思潮積極發聲。

作為具有高度權威性與廣泛影響力的史學學術團體,中國史學會歷來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方法,倡導嚴謹求實的優良學風;同時強調研究歷史應深切關注現實,不能脫離現實關懷。面對非歷史主義思潮,尤其在事關民族國家利益等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中國史學會從不含糊,海鵬先生與史學會其他主要負責人如金沖及、李文海均感責無旁貸。2003年5月,央視1頻道在新聞聯播後播出長篇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海鵬先生和金沖及、李文海諸先生均敏銳地感覺到此劇並非像其宣傳的那樣是一部“歷史正劇”,而是一部政治傾向和思想傾向都有錯誤的電視劇。張海鵬、李文海、龔書鐸分別撰寫文章,對電視劇《走向共和》提出公開批評。

2005年1月6日,在海鵬先生與李文海先生的組織推動下,中國史學會與教育部社科中心合作召開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與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取得的顯著成績,對近現代歷史研究中出現的歪曲中國革命的歷史、黨的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等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進行了討論。3月19日再次召開研討會,着重研討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史學研究的干擾及其在社會上造成的惡劣影響,深入分析了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謬誤、危害和根源。中國史學會與教育部高校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聯合召開了唯物史觀與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研討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領域中一些傾向性問題。海鵬先生與李文海先生、齊世榮先生等人出席。10月,由中國史學會和該校社科中心組織撰寫的《警惕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一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國史學會通過旗幟鮮明的發聲,無疑有助於史學思想和史學研究中分清是非,正本清源。在學界和社會均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21世紀以來,日本右翼勢力泛起,力圖否認、掩蓋日本侵華史實,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其歷史教科書對侵華歷史嚴重歪曲。2005年4月5日,中國史學會與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聯合主辦首都史學界抗議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歪曲歷史教科書座談會。海鵬先生在座談會上發表談話,從學理上對之進行針鋒相對的批駁,並予以嚴厲譴責。2005年10月22日,中國史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聯合舉辦“紀念亞洲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學術座談會,與會學者50餘人,分別來自中國、韓國、泰國、越南、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海鵬先生在開幕式上致辭,強調指出:以戰爭為手段來處理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關係的歷史性錯誤,是日本軍國主義政策造成的。構成目前中日關係危機的主要因素,是歷史認識問題。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日本政界和社會在過去認識的基礎上是大大後退了。日本應該從國際大戰略出發,從遠東地緣政治關係出發,反省明治維新以來的發展史,反省1945年戰敗的歷史,學會與亞洲各國和平共處。[18]

2015年8月,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於在中國山東濟南舉行。這是素有“史學奧林匹克”美譽的歷史科學大會創辦115年以來首次走進亞洲,實踐了國際歷史學會近年來提出的國際化戰略。這次大會的成功申辦與召開,圓了中國史學的百年夢想,在中國歷史學走向世界的路途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也充分展現了中國文化軟實力,是提高中國在世界社會科學領域話語權和國際形象的一次重大實踐。在此次盛會的申辦、籌備過程中,擔任中國史學會負責人的張海鵬先生運籌全局,殫精竭慮,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簡稱國際史學大會)創始於1900年。中國早在1905年便對國際史學大會有所關注。國際歷史學會也期待中國史學家的參與。1938年在瑞士蘇黎世舉行了第八屆國際史學大會,時中國正處於抗日戰爭當中,中國政府仍排除艱難,堅持派胡適參加了此次史學大會。1979年3月,第14屆國際歷史學會主席埃德曼致信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中國史學家參加將於次年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15屆國際史學大會。1980年8月,以夏鼐為團長的中國歷史學家代表團第一次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了第1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1982年,中國史學會正式加入國際史學會。1985年,中國史學會主席團執行主席劉大年率領中國史學會代表團出席了在德國斯圖加特舉辦的第16屆國際史學大會。

為進一步促進中國史學界與國際史學界的交流,1993年中國史學會提出申辦國際史學大會的計劃,此申辦計劃獲得國務院批准。1995年,以中國史學會會長戴逸為團長、中國社科院黨委書記王忍之為顧問的中國史學會代表團,赴加拿大蒙特利爾出席第18屆國際史學大會。中國史學會在這次會議上作了申辦陳述,正式提出2000年在北京舉辦第19屆國際史學大會的申請。因為種種原因,中國此次申辦惜敗於另一申辦國挪威。但中國史學界並未因此次受挫而氣餒。

2004年4月,張海鵬先生當選中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他積極與國際史學會負責人聯繫。是年4月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主席科卡教授來到北京,表達了希望中國承辦2007年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員國會議的意願。張海鵬積極回應,並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合作局的支持。同年11月22日,他與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秘書長Jean-Claude Robert教授在北京國際飯店見面,就國際歷史學大會選擇會址及成員國會議如何組織等問題作了詳細討論交流。[19]2005年7月3日,第20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澳大利亞悉尼新南威爾士大學召開。中國歷史學家代表團24人出席此次盛會。張海鵬任代表團長,中國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冷溶為名譽團長。中國史學會組織的“近現代時期的中國與世界”專題討論會是此次大會唯一以國家為主題命名的討論會,來自不同國家的70餘名代表參加了此場會議。此外,中國代表團還全體參加了“現代性歷史的再審視:東亞道路和模式”討論會,代表團成員分別出席了其他分場。中國學者在會上闡述自己的學術見解,獲取國際學術動態信息。中國史學家在國際歷史舞台上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在悉尼期間,張海鵬出席了國際史學會代表大會,向國際史學會提出2007年9月在北京舉行“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員組織大會”在北京舉行的申請(筆者按:“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員組織大會”五年中舉行兩次,一次於國際史學大會期間舉行,一次在兩屆史學大會的間隔期間擇機舉行),獲得通過。[20]

2006年12月18日,張海鵬與來訪的國際史學會主席何塞•路易•佩斯特和秘書長讓-克勞德•羅伯特會談,就2007年9月的會議作了具體安排。2006年12月20日,張海鵬主持中國史學會在京負責人與佩斯特、羅伯特的座談。中方表達了希望2015年國際歷史學大會能在中國召開的願望。雙方還就2015年國際歷史學大會的申辦程序事宜等問題交換了意見。[21]

2007年9月14-19日,“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員組織大會”在北京舉行。來自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5大洲27個國家的代表與會。會議由三個部分組成: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執行局成員會議、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員組織大會和“中國歷史學的現狀與未來”國際學術討論會。其中9月16日“中國歷史學的現狀及未來”國際學術討論會是由中國史學會主辦,目的在於促進各國學者了解中國歷史學的發展現狀。此次會議增進了各國史學家對中國史學界發展狀況之了解,為中國申辦國際史學大會作了鋪墊。

張海鵬認為,再次申辦國際史學大會的條件已經成熟,並着手選擇會議舉辦地及承辦單位。2009年2月,張海鵬與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等人就申辦之事進行座談。山東大學明確表示承辦此次大會的意願,且已獲得山東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山東省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山東大學亦以文史見長,為我國史學研究重鎮之一。中國史學會綜合考慮,最終決定選擇山東大學為承辦單位。[22]中國史學會申辦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意見,也得到國務院的同意。2010年3月,中國史學會致函國際歷史學會,正式提出申辦2015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書面申請。

2010年8月,第2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以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為團長的中國歷史學家代表團出席會議。中國學者基本上全體出席了“中國、印度和日本的現代化比較研究”專題討論會和“戰爭和佔領”專題討論會。此外,中國學者還分別參加了其他各場討論。“中國、印度和日本的現代化比較研究”討論會由清華大學李伯重教授、日本、印度學者三人共同主持,張海鵬研究員做了“1860—1890年代中日早期現代化比較研究”的報告,李伯重教授做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基石:19世紀中國全國性市場”的報告,王建朗研究員對張海鵬的報告做了評論。在“戰爭和佔領”的討論會上,近代史所所長步平提交了“二戰期間日本使用化學武器的研究報告”的論文(汪朝光研究員代為宣讀)。

中國代表團在本次大會的工作重點放在了申辦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2010年8月22日,中國史學會秘書長王建朗在國際歷史學會代表大會上作申辦2015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陳述。8月24日,中國史學會舉行招待會,招待會播放了中國史學會精心製作的申辦宣傳短片,張海鵬會長在招待會上做了10分鐘演講,散發宣傳圖冊,會議反響熱烈。8月26日,國際歷史學會代表大會對中國史學會的申辦要求進行投票表決,最終以36票支持、8票反對、5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在中國山東大學舉行的議案。此次會上,經過中國史學會的努力和國際歷史學會的同意,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陶文釗研究員成功當選國際歷史學會執行局成員。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當選執行局成員,具有重大的意義。不但為中國史學界爭取了更多的話語權,也為2015年成功舉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建立了最好的溝通渠道。[23]

中國史學會成功申辦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其背景無疑是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話語權空前提高。申辦成功後,中國史學會與山東大學就全力投入了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

2011年9月12日,國際史學會秘書長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教授來訪,張海鵬與之就2015年在山東濟南召開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籌備工作的相關事宜進行了討論。弗蘭克充分肯定了中國史學會的前期組織工作。[24]是年11月14日,國際史學會會長瑪麗亞•希特拉(Marjatta Hietala)教授來華,就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相關事宜與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和秘書長王建朗交換意見。弗蘭克、希特拉分別在張海鵬、徐藍和王建朗等人陪同下到山東濟南進行實地考察,與山東大學有關人士舉行座談。通過考察,他們打消了原先的一些顧慮,對濟南的環境和山東方面舉辦會議的決心給予高度評價,對2015年成功舉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充滿信心。[25]

為了充分發揮“主場優勢”,在中國承辦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更多地發出中國聲音,2011年初,中國史學會布置北京、上海、湖北史學會在聽取本地區歷史學者意見的基礎上分別提出議題建議,並將建議提交中國史學會秘書處。2011年12月26日下午,張海鵬主持召開中國史學會“研究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議題會議”,討論決定向國際史學會提出的大會議題建議。[26]2012年2月25日下午,張海鵬主持召開中國史學會第八屆理事會第四次會長會議,討論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籌備事宜。最後確定其開幕式主題為:“文明:傳承與對話。”並確定向國際歷史學會提出了3個主題建議和21個專題建議。[27]國際歷史學會執行局對來自各國的數百個建議加以整合,在2012年夏提出了70多項建議選題。

2012年9月6-8日,國際歷史學會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召開代表大會,主要討論第22屆國際史學大會的有關事宜。中國代表團由張海鵬率領,成員包括中國史學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建朗,國際史學會執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研究員陶文釗,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楊加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合作局國際處處長吳波龍等人。中國代表團向大會報告了2015年濟南大會的準備情況。此次會議還對2015年濟南大會的議題進行了討論,最終確定設置四場主題大會:1、全球視野下的中國(中國史學會主持),2、歷史化的情感(美國史學會和澳大利亞史學會主持),3、世界史中的革命(法國史學會、日本史學會等主持),4、歷史學的數碼轉向(美國史學會主持)。此外還確定了27場專題會議,18場聯合會議,19場圓桌會議,1場特別會議,2場晚間會議,49場各附屬專業組織主辦的討論會。在為期兩天的會議里,圍繞着籌備2015年濟南大會這一主要議題,代表們暢所欲言,踴躍提問;中國代表團和國際史學會濟南大會籌備委員會就各國代表們的疑問進行了答覆,不但消除了他們的顧慮,而且使與會代表對2015年在中國濟南召開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充滿了期待。[28]

在以往的歷次史學大會中,中國史學會提出並被採納的議題通常僅一到兩個,由中國學者主持的會議一般也僅為一到兩場。第22屆國際史學大會採納中國史學會提出的議題有9項之多,最終確定擔任主持的中國學者達12人。

為進一步檢查中國方面籌備國際大會的情況,2013年10月22日,國際歷史科學會執行局多數成員來到濟南,參加由國際歷史學會主辦、中國史學會和山東大學承辦的“區域文化與齊魯文明”學術研討會,並召開國際史學會執行局會議。該執行局會議每兩年召開一次,本屆系首次在中國召開,其重要議題就是為2015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濟南召開做相關籌備,中國史學會代表、山東大學代表與國際歷史學會執行局成員一起,花了三個單元時間商討2015年大會各項具體事宜。國際歷史學會主席和秘書長發表了談話,充分肯定了中國方面的籌備工作。該秘書長說,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接受中國史學會申請,決定在濟南辦會的時候,國際歷史學會執行局其實是比較悲觀的,現在看來選擇濟南是正確的,表示對於在濟南辦好大會充滿了信心。[29]

2015年8月23日至29日,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山東濟南成功召開。大會引起全球範圍歷史學家的廣泛關注。參會人數達到2600餘人,其中外賓900多人,來自90個國家和地區。參會學者來源國別之多也是歷屆大會少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專門為大會發來賀信。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歷史學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出席開幕式,宣讀習近平賀信並致辭。國際史學會主席希特拉、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山東省省長郭樹清、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出席開幕式並致辭。大會設置四大主題:“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書寫情感的歷史”、“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較和聯繫”、“歷史學的數字化轉向”。以“全球視野下的中國”作為首場主題報告,體現了國際歷史學會、全球歷史學家對中國的重視;同時圍繞這一主題為中國史學家和其他不同國家、不同黨派的史學家提供平等討論的平台,也充分顯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自信與學術自信,學者們從全球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以及中國在全球化和多元世界中所發揮的直接和間接影響。

大會還安排了27場專題討論、18場聯合討論、19場圓桌會議、國際歷史學會17個附屬組織和2個直屬組織及其他會議。各類會議共計185場。討論議題十分豐富,範圍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貿易、歷史旅遊、公共史學與博物館、文化遺產、婦女、嬰兒、婚姻、家政、宗教、音樂、足球、海洋及研究理論方法等。在由國際歷史學會各成員組織負責舉行的四場主題大會及64場討論會中,由中國學者擔任會議主持或者聯合主持並由中國史學會協辦的會議有主題會議一場,分場會議9場。此外還有兩名中國學者受國際經濟史協會和國際婦女史聯合研究會之邀擔任了會議主持。中國學者擔任評論文評議人數超過70人,論文涉及中國的超過90篇。如此多的議題入選、如此多的中國學者擔任會議主持和評議,使中國聲音在國際史學大會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現。

此次大會是突破歐洲中心主義的範例,對中國史學、乃至整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的影響頗為深遠。以此次大會為契機,中國學者將更重視與國際史學界的平等交流對話,並進而促進國際學術界話語體系更為合理的重構;中國價值的國際表達將得到更為廣泛的理解,東西方文化、價值體系的差異將得到更為積極的尊重。

中國史學界對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從初步了解到加入,直至最終申辦成功,反映出中國學術由被動追慕到主動爭奪話語權的轉變,更折射出近百年來中國由屈辱沉淪到國力日盛民族復興的實際歷史進程。張海鵬先生及其領導的中國史學會,果斷抓住歷史機遇,全力投入此次盛會的申辦與籌備工作,並尋求各方力量襄助支持,終於成此盛舉。此中工作之繁瑣複雜,海鵬先生夙興夜寐,為之傾注無數心力,實難備述。

以往的史學史往往多關注“學”,而較忽視“行”,實則“學”與“行”有緊密聯繫, 史家在學術組織、領導方面的實際作為,也是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學術發展而言,精深的專題研究與宏觀的組織規劃均不可或缺。張海鵬先生早年在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等專題領域深耕細作;後來任職研究所的領導職務,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的負責人,其工作重心轉向學術領導、組織。他不僅具有宏闊的學術視野,超卓的學術眼光,同時亦體現出非凡的組織領導才能,且甘於奉獻,不辭辛勞,對於中國史學會充分發揮其學術領導功能居功甚偉,對於中國史學的繁榮發展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①] 俞旦初:《中國近代最早的史學會——湖北史學會初考》,《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②] 詳參桑兵:《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29-176頁。

[③] 《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籌備會成立》,天津 《進步日報》1949年7月2日,第1版。

[④] 郭沫若:《中國歷史學上的新紀元》,上海《大公報》1951年9月28日。

[⑤] 中國史學會秘書處編:《中國史學會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頁。

[⑥] 張傳璽:《翦伯贊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頁。

[⑦] 參見蔡美彪:《范文瀾與中國史學會》,《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611頁。

[⑧] 參見《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18-49頁;《劉大年來往書信選》(下),第723頁。

[⑨]《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101-106、117頁。

[⑩] 《史學界集會紀念戊戌政變六十周年》,《人民日報》1958年9月29日,第6版;蔡美彪:《范文瀾與中國史學會》,《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616頁。

[11] 《史學界紀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光明日報》1961年4月8日,第1版。

[12] 黎澍:《記<歷史研究>雜誌》,載歷史研究編輯部:《<歷史研究>四十周年紀念》,1994年。

[13] 《史學界舉行紀念太平天國革命一百一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光明日報》1961年5月31日,第1版。

[14] 《首都史學界紀念太平天國一百一十周年》,《光明日報》1961年5月31日。

[15] 李時岳、羅耀九、謝承仁、吳紀先、陳隆坡、劉望齡:《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討論的一些問題》,《歷史研究》1961年第6期。另有《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在武漢舉行》(《光明日報》1961年10月23日,第1版)所記共提交論文為46篇。

[16] 張海鵬:《中國史學會的工作彙報——在中國史學會單位會員大會上的工作報告》,2014年11月8日,未刊。

[17] 張海鵬:《“1943:戰後新格局的奠基”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辭》,未刊。

[18] 《中國史學會第七屆理事會工作大事記》,未刊。

[19] 《中國史學會第七屆理事會大事記》,未刊。

[20] 《悉尼會議總結報告》(張海鵬),未刊。

[21] 《張海鵬自編年譜》,未刊;《中國史學會第七屆理事會大事記》,未刊。

[22] “張海鵬、徐顯明座談記錄”,未刊。

[23] “中國史學會代表團出席第2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總結報告”,未刊。

[24] 張海鵬:《中國史學會的工作彙報——在中國史學會單位會員大會上的工作報告》,2014年11月8日,未刊。

[25] 張海鵬:《中國史學會的工作彙報——在中國史學會單位會員大會上的工作報告》,2014年11月8日,未刊。

[26] 《中國史學會開會研究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議題》,未刊。

[27] 《中國史學會第四次會長會議紀要》,未刊。

[28] “中國史學會代表團出席國際史學會布達佩斯代表大會會議紀要”,未刊。

[29] 張海鵬:《中國史學會的工作彙報——在中國史學會單位會員大會上的工作報告》,2014年11月8日,未刊。

文章來源:《晉陽學刊》2019年第1期